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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风俗·身世——《疚庼日记》的四大价值
来源:温州日报发布时间:2026-11-21 08:43:46
 日前,七十余万字的《疚庼日记》上下卷作为温州文化研究(温州学)成果文库之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通志馆颁给刘祝群的聘书。

青年刘祝群像。

  日前,七十余万字的《疚庼日记》上下卷作为温州文化研究(温州学)成果文库之一,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疚庼日记》为晚清民国文成先贤、刘基后裔刘祝群所撰。刘祝群(1877-1951),刘基二十世孙,名燿东,原字竹君,后改祝群,以字行;号疚庼,别署南田山人、启后亭长。青田县九都南田(今我市文成县南田镇)人,清廪生,就读于丽水莲城书院、杭州求是书院、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加入同盟会,历任浙江同乡会干事长、温州府中学堂法制经济科讲习、金华府中学堂总讲习、浙江省咨议局议员兼财政议绅、浙江铁路公司董事、资政院议员、松阳县知事、鄞县知事、运北统捐局局长、宝高税所所长、浙江图书馆总务主任、浙江通志馆编纂等。

  刘祝群交游广阔,中年归里,致力于文物古迹的保护与乡邦文献的整理,编撰《刘文成公年谱稿》《韩湘岩先生年谱》《南田山志》《石门题咏录》等,校刊《括苍丛书》,名列“括苍四皓”“青田三才子”之一。其生前撰有23册日记,长达四十多年,内容丰富,资料性极强。

  2017年1月,其日记手稿以《疚庼日记》(1919—1950)《疚庼劫馀日记》(1905—1907)为题名,收入《温州市图书馆藏日记稿钞本丛刊》影印本,由中华书局出版。

  本次再度出版上述日记的简体横排标点本,由徐世槐、张宏敏整理,卢礼阳审定并撰前言,后附日记涉及主要人名索引,便利研究者检索查找。 

  傅闻 

  卢礼阳

  《疚庼日记》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四方面。

  一是翔实记叙了作者本人倾尽全力,修缮保护与其南田刘氏祖先相关的文物古迹,以及整理乡邦文献的曲折事迹。

  南田刘基庙(文成公祠)里立有《重修祠堂碑记》及捐建功德碑,碑文撰写者正是刘祝群。仪门柱联:“五百年名世;三不朽伟人。”没有落款,但当地人都清楚作者是刘祝群。刘祝群提议重修的文成公祠,奠定了今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刘基庙的规模。他召集族人商议文成公祠堂修葺事宜,并慨然表示所需经费先行垫付,前前后后共花了五年时间,才全面竣工。这是刘基庙建成五百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刘基以上七代先前未设专祠,而是列于文成公祠侧。刘祝群认为于礼不顺,独自出资五百金,买下刘基庙后土地,建“追远祠”,历时一年半而成。

  刘祝群全身心投入到对刘伯温生平事迹的挖掘与研究中。他多方搜集资料,编成《刘文成公年谱稿》三卷,自费印行。他校刊《括苍丛书》一、二两集,访求底本、商讨书目、筹集经费、联系印制,乃至分赠发行,苦心孤诣,令人动容。值得一提的是,刘祝群还考虑过《括苍丛书》第三集的选目,包括《项氏家说》《艳体诗》《吹剑录外集》《遂昌杂录》《读易搜》等,并着手准备,但限于条件,未遂所愿。

  二是抗战时期,省联立高级中学、英士大学、省立温州中学、浙江图书馆、浙江通志馆、东南日报社、地方银行、税务管理局、高等法院、金华福音医院、三十三师某部、青田县政府等一大批军政机关、学校与事业单位相继避迁南田山中,邮务代办所则改为三等邮局,《疚庼日记》的相关记录为战乱时期的中国留下一幅难得的素描。其间,作者应聘担任浙江省通志馆编纂,为整理处州(丽水)先贤传记付出许多心血。

  如金华福音医院给当地百姓送去“福音”。《疚庼日记》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廿三(五月十四)记:“福音医院自去秋碧湖避寇至南田,阅十余月,活人甚多。今以寇退去渐远,此间不能久停,将于廿八搬去。主任陈树汉医理德性,山中苍黎,莫不感颂。”

  三是作者阅历丰富,“交友遍国中”,为人真率,勤于笔述,因而为近代一批风云人物或文化学术界名家的言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观察与记录,即使片言只语,也弥足珍贵。

  如与杨度、汤化龙、汤寿潜、褚辅成、沈钧儒、徐定超、韩国钧、张寿镛、黄炎培、陈叔通、叶恭绰、黄溯初、夏超、吴佩孚、陈诚、沈鸿烈、朱铎民、周守良诸政界人物的交游,与孙诒让、章太炎、宋恕、陈黻宸、邵飘萍、马一浮、柳诒徵、吴昌硕、许璇、余绍宋、马叙伦、夏承焘、李雁晴、戴家祥、王季思、钱南扬、王栻、洪焕椿等学人的往还,相关内容可以弥补他们传记或年谱的不足,或印证各自日记的记叙(如夏承焘、王季思),这为个案研究、还原历史及知人论世提供十分有益的补充。

  褚辅成、沈钧儒是作者省咨议局的老同事,并非泛泛之交。但作者不囿于友谊,依然仗义执言。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七日(二月廿六)日记:“《通志馆馆刊》第一期出版寄来。有老友褚辅成记辛亥浙江革命事实,中多曲笔。如杀贵林及其子海量一事,实为残忍。记中但云:‘由汤寿潜作书,劝驻防旗营投降,傍晚将军派代表到咨议局见汤,接受投降’等语。所云代表,即杭防协领贵林,字翰香。是时,杭防之不抗拒,实由贵林之劝阻。林之来咨议局见汤,实由褚之假汤之名,招而杀之。汤初不知,闻而痛哭。及林子海量奔至收父尸,褚复执而杀之。揆诸人道,何忍出此?此皆余所目睹者。褚自掩其残忍之事,盖亦知当日议论多非之矣。春秋之义,不杀降人;仁义之师,何忍及子?读此记也,乃益叹史书所纪殆多当日强有力者反覆其辞,与事实是非实相悖也。”类似材料理性客观,又出自知情人之手,岂可忽视?

  四是抗战时期乃至1949年基层政治生态、当地民情习俗,尤其是物价变动,日记中均留下第一手记载,同样值得珍视。

  如《疚庼日记》民国二十七年一月廿二(腊月初三):南田“区长蒋理斌又有更调之说。设署未及一年,长官已经再易。吾国政治之窳败,实由执政者之以官为戏。哀哉!”区长任期未满,即轻率变更,根子在于“以官为戏”,作者的批评毫不留情。

  所有这些,对于研究民国时期的社会史与经济生活史,无一不是鲜活、真实而具体的素材。

  正因为《疚庼日记》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当年即已引起知情人的关注。主持浙江通志馆的余绍宋就约请作者摘抄“宣统初年浙路抗款始末之日记”“以供通志大事记之材料”。

  仙居李镜渠则将之与《越缦堂日记》相提并论:“凡民生利病之原,风俗兴衰之故,身世悲愉之感,莫不详之。近世自李莼客《越缦堂日记》外,殆无有逾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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