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温州新华书店三楼阅读莫言新书。

　　李树怡

　　“写短小说，并不意味着我写不动长小说或不再写长小说了。长小说、短小说、超短小说都是小说，写好了都好看，写不好都不好看。”

　　2026年的春夏之交，中国文坛因为一位诺奖得主的“转身”而显得热闹：时隔六年，莫言推出了新书《人呐》，在本书前言中，莫言开篇亮明了写作态度。

　　《人呐》不再是我们熟悉的那种砖头厚的“大部头”，而是一本最短仅有百余字的超短篇小说集。从4月中旬开始，莫言携这本新作接连亮相樊登、俞敏洪等头部主播的直播间，与老友余华的“隔空互动”更是频频登上热搜。在这场关于“短”与“深”，以及“流量”介入的文学狂欢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既在文学上刻意求新，又在公益与互联网生态中如鱼得水的莫言。

　　“像刷短视频一样读书”

　　莫言的“降维”实验

　　“读者朋友，请吧！请像刷短视频一样，‘刷’我的短小说。”

　　4月12日晚，莫言现身樊登直播间，用这句极具“网感”的口号正式宣告了新作《人呐》的诞生。面对镜头，这位70多岁的文学大家没有丝毫隔阂感，他坦言自己也无法控制刷短视频的欲望，并从中汲取了创作灵感：“短视频的精彩就在于短：虽然短，但也是有头有尾的故事；虽然短，但也有个性鲜明的人物；虽然短，但也有意味深长的余韵。”

　　《人呐》全书共收录81篇故事，被定义为莫言的首部“笔记体小说集”。书中不仅有《卖驴技》《老汤锅》这样的人间百态，有《智狗》《狗混子》《树狗碑》这样的人狗情深，更有《余华的祖先》这样让读者捧腹的“整活”之作。在《余华的祖先》这篇奇文中，莫言考证历史人物华歆是山东高唐人，又因作家老友余华祖籍高唐且父亲本姓华，便“大胆”推测华歆是余华的祖先，戏称二人为“世交”。当樊登问及余华是否知情时，莫言笑称早已发图征求过意见，得到了余华“竖大拇指”的应允。

　　这种刻意求“短”、求“梗”的写法，是否会消解文学的严肃性？面对争议，莫言用“冰山理论”作答：“写冰山的确没必要写被海水淹没的部分，应该让读者感受到并想象到那没写的部分。”

　　事实上，这种极简并非偷懒，而是一位阅尽沧桑的长者，在信息爆炸时代试图用精准的文字，在极短的篇幅内击中人心。

　　如果说新书《人呐》的出版是2026年的“文坛大事件”，那么莫言通过直播进行的宣发则是一场“社交奇观”。

　　除了在樊登直播间的首发（当晚观看量超500万人次），莫言的足迹还延伸到了俞敏洪的访谈以及和余华的“梦幻联动”中。在“万物生长大会”等活动中，莫言与余华这对“潦草小狗”组合的互怼与互夸，总能引发年轻人的狂欢。

　　樊登在直播中笑评少年时的莫言犹如“高密哪吒”，而莫言则认真地阐述阅读的意义：“人不阅读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不阅读不知道语言有多美……最重要的是通过阅读可以认识自己。”

　　这种在嬉笑怒骂中传递严肃内核的方式，让莫言成为极少数能在短视频时代依然拥有顶级流量的纯文学作家。他甚至玩起了“造梗”接龙，被网友们评价“把互联网玩明白了” 。

　　而在另一场与俞敏洪、余华的对谈中，几位大佬常从《活着》聊到《生死疲劳》，从人生苦难聊到人性幽微。这种“高朋满座”式的直播，不仅推销了新书，更重塑了严肃文学在大众媒介中的传播形态。

　　从高密东北乡到“星星的孩子”

　　莫言的变与不变

　　将视线从喧嚣的直播间移开，莫言近年来的文化活动呈现出两条清晰的脉络：一是对文学边界的持续探索，二是对社会现实的深情凝视。

　　2026年4月底，莫言现身河南郑州“与星同行——中国著名作家手稿展”首展现场。这不仅是一次文学展览，更是一场大型慈善行动。莫言捐出了自己的珍贵手稿，联合冯骥才、刘慈欣等86位作家，为孤独症儿童（“星星的孩子”）筹集善款。他在现场动情地说：“行慈善者必受慈善之惠……公益就是要众人拾柴火焰高。”

　　截至2026年3月，其发起的“与莫言同行”公益行动计划已带动超47万人次参与捐赠。

　　这种对“人”的关照，从文学延伸到了现实。如果说《人呐》是对“人性”的艺术叩问，那么对手稿的拍卖则是对“人生”的现实救援。这也印证了他在新书中所传达的理念：不要神化好人，也不要故意丑化坏人，要写就写复杂的“人”。

　　在谈论新作《人呐》的“短”与“轻”时，我们当然无法绕开莫言那些奠定其文坛地位的“长”与“重”。

　　回顾莫言的创作生涯，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高光时刻，但绝非终点。从早期的《红高粱家族》开始，他就将“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安放到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那个充满野性生命力的“我爷爷”余占鳌，不仅让张艺谋的电影惊艳世界，更让中文文学中的“生命强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

　　随后，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以磅礴的史诗气质，献给了母亲与大地。莫言曾多次表示，这是他自己最偏爱的小说之一，书中的母亲上官鲁氏在苦难中的坚韧，是中华民族生命意识的缩影。而《生死疲劳》则通过地主西门闹的六道轮回（驴、牛、猪、狗、猴，以及最终为“人”），只用了43天写出了45万字的初稿，莫言自己强调：“看起来写了43天，其实可以说酝酿了43年，我一直想写这么一部跨度比较大的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生存状态的大作品”，其幽默与沉重并存的笔力，被无数评论家认为是莫言叙事艺术的集大成之作 。

　　至于《檀香刑》，则是他将民间戏曲“猫腔”与现代小说技法完美融合的产物。那种“用耳朵阅读”的震撼，让刑罚与美学之间产生了令人战栗的张力。2011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蛙》，更是直击灵魂，通过乡村女医生“姑姑”的形象，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复杂人性进行了深刻剖析 。

　　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注意力极度稀缺的时代，莫言没有选择固守长篇的堡垒，而是以一种“以短博深”的姿态，携《人呐》闯入短视频的逻辑场域。他证明了一件事：好的文学从不惧怕时代的变化。无论是当年高密东北乡的狂野高粱，还是如今手机屏幕里那百余字的精悍短文，只要笔尖对准的是“人心”，文学就永远不死。

　　正如他在书中所写，也是给这个时代的答案：人呐，本就藏着世间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