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子颐作品《武装渔民》

　　夏子颐的儿子夏哲雷教授介绍父亲作品

　　夏子颐

　　2025年岁末的夜晚，著名美术家、原浙江美院师范系首任系主任夏子颐教授留下的牛皮纸包，被他的儿子夏哲雷教授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是几本已经泛起霉斑的日记。夏哲雷将父亲的日记和画集并列在一起，对应着一一讲述。1937年夏子颐握紧刻刀的身影、抗日战士决绝的姿态仿佛要立刻破纸而出。

　　放下毛笔拿起木刻刀

　　夏子颐，1918年8月生于温州永嘉县石坦村。1937年，抗日战争的炮火打破了温州的宁静。正在施公敏画社学习中国画的夏子颐，年方19岁，他毫不犹豫放下雅致的毛笔,拿起了尖锐的木刻刀,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两年后，他与张明曹、陈沙兵、葛克俭等人组织了黑白木刻研究会。

　　“木刻只需一块木板、一柄刻刀，却能拓印成百上千张作品，通过报刊、传单走进千家万户。”夏哲雷说，父亲常讲，艺术在那种时候不能只留在画室，必须走到人民中去。艺术不仅是表达，更是动员；不仅是审美，更是启蒙。

　　1939年，夏子颐与野夫、金逢孙等战友为浙江省事业促进会创作了套色木刻《抗战门神》，分发各地。年画是当时家家户户的“刚需品”，这套作品大胆地把传统门神换成了持枪民兵的形象，犹如一道挡住日本鬼子的坚固屏障。《抗战门神》把抗日内容植入其中，让抗日宣传直接进入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家庭。这是中国木刻历史上一次富有时代意义的创新。

　　夏哲雷回忆，父亲说这是“老办法的新用处”。他们当时在想，老百姓过年要贴门神，为什么不能让门神也抗日呢?与其生造新形式，不如借用旧传统。这样一来，村里的老人小孩都能看懂，抗战的道理就润物细无声地进到家家户户了。

　　木刻成为扑不灭的星火

　　1940年，日军继续侵略扩张，面对侵略者犯下的种种暴行，夏子颐创作了《暴政》和《压迫》两幅作品。

　　《暴政》以刚硬的刀刻线条和强烈黑白对比塑造画面，压迫者的服装用硬朗的块面线条强化蛮横感，被拖拽的妇女、孩童以扭曲的轮廓体现挣扎姿态，粗糙的刀痕质感既贴合木刻的媒介特性，突出了侵略者的暴行。

　　《压迫》中，画面里“持械施暴者”与“蜷缩的平民”是对侵略暴行的直接具象化，经由直观的暴力场景，揭露侵略势力对平民的摧残，唤醒民众对苦难的共情与反抗意识。这两幅画都通过强烈的黑白对比和粗犷的线条，直击社会黑暗。

　　“他要让每一道刻痕都成为控诉，让黑白成为呐喊。”夏哲雷说。艺术于此化为武器，不是为了炫技，而是为了代言——为那些无法发声的平民发声，将个体的痛苦转化为公共的记忆与抵抗的共识。

　　即便在流亡途中，他仍坚持“游击式创作”：在祠堂、灶间刻版，用豆油印刷，将作品混入年货中传递。木刻之于他，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作品”，而是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分发的“精神粮草”，是能在烽火中传递希望、在压抑中维系团结的“视觉薪火”。

　　一次日机轰炸后，他与陈沙兵、杨涵在断墙边，杨涵就着余烬的微光，直接在焦木上刻出母亲守护婴儿的轮廓，父亲随即套印出数十份。那带着烟熏痕迹的拓片，成为他们心中“毁灭中诞生新生”的象征。夏哲雷说：“在恐怖的战争中，这种即兴、分散又紧密协作的方式，让木刻成为扑不灭的星火。”

　　民族脊梁在田间、矿山

　　夏哲雷说:“父亲常说，真正的民族脊梁,不在高堂庙宇,而在田间地头、工厂矿山。”正是这样的信念，让夏子颐选择用木刻这种贴近大众的艺术形式,去记录普通人在抗战中的奋斗与牺牲。“父亲说,那些挖矿的工人、出海的渔民、种地的农民,他们才是支撑民族存续的根基。”

　　在夏子颐的作品中，人民不是背景，而是主角；力量与苦难并置，尊严与艰辛共存。1941年，夏子颐创作的《武装的渔民》，记录了沿海民众反抗侵略的英勇身姿。他认为，艺术家的责任是“让看不见的被看见”。通过木刻，他将那些在历史中常常沉默的身影矿工、渔民、农民、流亡的母子，凝固为鲜明的视觉形象，赋予其情感厚度与历史重量。这些作品不仅是抗战宣传，更是对人民主体的真诚礼赞。

　　同年，夏子颐创作的《开矿》聚焦旧中国矿工的劳作场景，内容上他用佝偻的姿态、沉重的工具记录了底层劳工的生存艰辛，揭露社会压迫的同时，传递底层人民的抗争意志。形式上则用深色块塑造矿工的粗粝身躯，留白与斜线强化劳作的动态张力；线条粗犷刚劲，既贴合木刻“刀刻”的质感，也呼应了底层劳动者的质朴与力量。温州籍著名美术家张明曹在《战时木刻半月刊》所撰写的《构图法》中高度评价这幅作品,认为它光暗处理恰当、用刀整齐。

　　让艺术看得懂、传得开

　　1945年，抗战胜利。“和平、民主”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但没想到，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昆明发表《最后一次讲演》后被暗杀。当时，在上海美专学习并是中共地下党学生运动骨干的夏子颐，听闻噩耗后激愤不已，连夜赶刻了《闻一多木刻像》。夏子颐摒弃了西方明暗块面，采用中国画“铁线描”手法，以流畅单线勾勒神态，使作品既有时代精神，又具东方气韵，让知识分子的风骨通过人民熟悉的线条语言得以彰显。

　　“父亲说,那一夜他刻到天亮。”夏哲雷抚摸着《闻一多木刻像》说，父亲脑海中反复浮现闻先生慷慨激昂演讲的样子，那种学者的风骨、那种不屈的气节,他都要刻进木板里，让民众看见中国人的斗志。此后数十年间,《闻一多木刻像》不断被国内外报刊转载,为中国美术馆、日本神奈川现代绘画馆、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收藏，成为中国版画史上一件名作。

　　《闻一多木刻像》广为传播后，反动当局极为震惊，夏子颐被列入了黑名单。1948年，夏子颐回到温州，担任浙南游击区特委机关报《浙南周报》编辑。他与陈沙兵、张怀江，在行军间隙一起创作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木刻画册。画册被放大绘制于布上，成为部队文化教员的教学用具。

　　“父亲希望这些画能让不识字的战士也能理解革命纪律。”夏哲雷说，山区的夜晚,战士们围坐在油灯下,传看着这些木刻画册。这又是“老办法的新用处”，用图画说话,让道理看得见、记得住。父亲始终相信,艺术要为普通人服务,要让最基层的战士、民众也能看懂、受用。

　　1949年，夏子颐担任浙南游击纵队宣传队长。1949年5月，温州解放后，《浙南周报》改为《浙南日报》。报刊名四个字即由擅长书法的夏子颐书写。

　　晚年，夏子颐主要从事写意花鸟创作，他的花鸟画简淡却生机盎然，艺术从“为人民战斗”渐趋“与人民共在”。然而，那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从未改变：艺术必须扎根人民、服务时代。

　　艺术以人民为中心

　　“父亲的学生常说，他一谈起木刻，眼里就有光。”夏哲雷合上画集时说，那光，来自他对人民的忠诚，也来自人民通过他的作品所传递的力量。

　　夏子颐用一生刻下了答案：以人民为视角，以人民为题材，以人民能懂的语言，刻录人民的苦难与光荣，参与人民的斗争与建设。他的刻刀之下，从未远离大地；他的每一条木痕，都是艺术与人民相依相存的烙印。

　　那团火从1937年燃起,经历了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岁月。这团火不仅照亮了夏子颐自己的艺术道路,也点燃了无数后来者的创作激情,成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宝贵的精神财富。

　　采访结束时,夏哲雷专为温州晚报《文化温州》本次采访写下一首诗,以表达对父亲的无限怀念:

　　《忆父》

　　刀笔纵横刻骨深,木痕凝志寄丹忱。

　　一多形貌神韵在,杰作留芳气韵新。

　　画里简笔传魂妙,艺坛桃李满园春。

　　谦和处世心如玉,厚德流光照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