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川轮船局旧址。 林鸿麟 摄

　　乔休

　　据悉，浙江省文保单位、我市永川轮船局旧址将被改造成一个公益图书馆。这座中西合璧的旧楼，是温州近现代民间航运业的重要见证。

　　温州近现代民间航运发端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温州被列为通商口岸。1877年，英籍商船“康吉号”开辟了上海－温州－福州航线。轮船招商局作为国内知名的航运企业，1878年也在温州北门外设立温州分局，开辟温沪线等航线。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宁波商人林希恒创立永川轮船公司，即后来的永川轮船局，拥有永川、定海、湖广、海宁四艘轮船，打破温州航运业主要由官方或外资企业主导的局面。

　　林希恒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自身的积蓄以及家族的支持，同时借助宁波商帮的力量，通过与其他商人合作、吸纳投资等方式筹集。永川轮船局的创立是温州近现代民间航运企业的发端，为后续众多民营航运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14年，永川轮船局开通甬（宁波）瓯（温州）水上邮路航线，由“永川”轮驶行，兼运坎门、海门、定海等地邮件。这条航线前后历时近三十年，是温州近代最稳定的对外海运航线之一，标志着温州从一个中途靠泊的港口成为运输目的地港，见证了温州近代航运业的兴起与发展。其运营的温瑞小火轮航线，给百姓出行带来便捷，使商旅免受滞碍之困，还带动山区、农村大宗货物和大批洋货的运输，促进地区贸易的兴旺。

　　轮船航运业的发展带动温州沿河客栈、商铺的开设，例如小南门一带因永川轮船局的运营成为城区最繁华的黄金地段之一，促进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的繁荣，为温州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

　　永川码头与永川路

　　有资料显示，借温州开埠契机，宁波等地商人先后创建“宝华”“永宁”“永川”三家轮船局。

　　宝华轮船局由宁波慈溪人郑良裕于1901年在其创办的公茂造船厂基础上发展而来。1916年，宝华轮船局在温州新码道岸边建了宝华码头，也就是后来的安澜码头。

　　1897年11月，路桥官绅杨晨与陶祝华、王勤甫集资在海门创办越东轮船公司，1898年购买永宁轮开创台州的航运事业，8月投入宁波航线营运，后兼航温州，改称永宁商轮局，参与温州与宁波、上海、福州、厦门、汕头等沿海港口的航线运营，与温州的永宁轮船局存在关联。

　　码头资源的分布，直接影响航运企业的货物装卸和运营效率，因此，各企业对优质码头资源竞争激烈。1917年，永川轮船局和永宁轮船局联合在化鱼巷江边设立永川码头，改变以往轮船靠舢板接送旅客或过驳货物的简陋方式。化鱼巷因此更名为永川路至今，寓意永远川流不息。弘一大师1932年3月16日于慈溪予刘质平手札墨宝中，也曾提及永川轮埠。

　　永川码头是温州由国人自办的民营码头之一，它改变了温州港的码头格局，促进了温州港码头设施的完善和发展，为温州港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重要支撑。

　　航运繁荣四十年

　　20世纪20年代，由于工商业的兴起，温州航运事业进一步发展。1930年港口吞吐量达到抗战前最高水平。同时，轮船公司数量增长强劲。1934年，温州往来的外海轮船中属温州港的有69艘，计15005.61吨，本地轮船在数量和吨数上占绝对优势，永川轮船局作为当时温州主要航运企业之一，占据一定市场份额。

　　永川轮船局的运营为温州的民族工业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打通了温州与外界的贸易通道，火柴、肥皂、棉纱等国货逐渐取代洋货，土货出口比重甚至超过洋货进口，推动温州本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壮大。随着货运量的增大，永川轮船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建造了用于办公的两层建筑，作为在温营业场所，向宁波、上海等地开展生意往来的工作室。永川轮船局的建筑规模在当时的温州属于较大且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日寇发动侵华战争后，温州港一度国轮、外轮云集，成为东南沿海的重要中转港。1940年起，日军加紧封锁温州，搜捕商船、渔船，港口运输受到严重影响。1944年9月温州第三次沦陷后，航运市场陷入衰落。温州港港口的基础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永川轮船局停顿。直到1949年后，永川码头经修理改作他用。永川轮船局旧址划归温州军分区作为宿舍使用。该旧址成为温州唯一保留的近代航运遗存。

　　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

　　近代温州开埠后，西方建筑样式随着外来资本、技术及人员传入温州，一方面是当时民间工商业者对“新式”“现代”的追求，通过建筑风格彰显企业与航运业关联的“外向性”特质；另一方面，西方建筑元素已在同期开埠城市的商业建筑中较为常见，形成可资借鉴的设计范式。

　　永川轮船局旧址位于飞霞北路与株柏路交汇处东南角，占地面积约389.96平方米，建筑面积709平方米，为二层砖木结构，由门廊、耳房（含楼梯间）、正楼、院墙围成坐北朝南的庭院式布局。正楼面阔四间二层，南北侧均设外廊，以方壁柱、爱奥尼克柱式承托的连续券构成帕拉帝奥主题，搭配宝瓶式栏杆等西方元素，样式新颖；同时保留中式双坡硬山顶、斜梁式木梁架、木楼板、几何状漏砖女儿墙等传统建筑特点与布局习惯，在当时温州较为少见。

　　永川轮船局作为民间航运企业，建筑需兼顾办公与对外接洽功能。西方建筑的外廊、连续券等设计，能提供更规整的办公空间、便利的通行动线，适配航运业务中单据处理、人员往来的高效需求；而中式双坡硬山顶、木结构等，既符合温州当地对建筑防雨、通风的实用要求（适应江南气候），也降低建材与施工成本，平衡企业的功能性与经济性，是研究近代建筑风格演变和中西文化融合的重要实物例证。

　　当时的建筑工匠多为本土从业者，熟悉中式建筑的营造技艺与审美逻辑。在引入西方元素时，并非完全照搬，而是主动与本土传统融合：用中式硬山顶替代西方坡屋顶，以木结构框架适配西方外廊形态，既避免了纯西式建筑与本地环境、生活习惯的冲突，也体现了近代民间建筑“实用优先”的原则——在吸收外来优势的同时，保留本土建筑的适配性与便利性。

　　作为温州近代航运业的重要代表，永川轮船局承载着温州的记忆，它的存在让人们能够了解到温州在近代开埠后的发展历程以及商贸活动的繁荣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