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有“温处道宪童□捐廉倡建”的青石碑。 杨冰杰 摄

　　20世纪30年代温州朔门街，远处可见防火墙。艾迪·维奥拉·史密斯摄。 周志跃 收藏

　　陈旖旎

　　近期温州朔门北段墙面的修缮过程中，负责此项工程的鹿城历史文化街区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一道异于常制的厚墙。墙面灰层剥落后，一方青石碑悄然显露，刻有“温处道宪童□捐廉倡建”九字，清晰可辨。

　　清末杨青《慈荫山房笔记》二笔卷二中载：“朔门外横街公墙，光绪二十九年夏奉温处道童兆蓉造，共三座，高□丈，共用钱八百余千。官民合捐。一题北门锁钥，一题海市屏藩，一题金城巩固。”如今三座封火墙仅存中段（“海市屏藩”）与东段（“金城巩固”），但后两座墙基碑文漫漶，难以卒读。如今北段墙体重现碑铭，成为追溯童兆蓉政绩与晚清温州城市建设的重要物证，铺陈出一段近代中国地方治理转型的深层叙事。

　　灵昆岛上童公亭

　　童兆蓉（1838－1905），字绍甫，又字少芙、芙初，湖南宁乡人。以举人入仕，早年从军陕西，累官至浙江温处兵备道，署理杭嘉湖兵备道。

　　《清史稿》将其列入《循吏传》，传后论曰：“光绪初，各省重吏治，监司大吏下逮守令，皆一时之选……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诚知本哉。”其言虽泛指一代循吏，亦可视作对童兆蓉一生宦绩的史笔定评。一代大儒孙诒让更亲撰《神道碑铭》《墓志铭》，足见其名望。遗著《童温处公遗书》六卷所录多涉政事民生，字里行间犹见其经世之心。

　　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童兆蓉调任温处道，至三十一年（1905）卒于任所，凡五年。其间，他自“清理积案”入手，直面温州开埠后的纷繁时局，御外侮、兴新学、劝农桑、赈灾黎，政声卓著。至今，温州灵昆岛上仍矗立着“童公亭”，默然见证着那段岁月。

　　整肃狱讼，强化治理

　　童兆蓉为政务实，体察民情，针对地方积弊，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民生、振兴文教、强化治理的切实举措。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为下属官吏制定九项严格的工作守则，以肃清吏治、规范公务。在其治理下，“吏畏民欢”，风气为之一新。

　　童兆蓉深知司法公正关乎民生福祉与社会稳定，上任即“先清厘庶狱，按治问讯，选干员审理，及时结案，以利民生”。他亲赴狱中“按名审问”，督办数十百起陈年积案，致“囹圄一空”。

　　在处理“杨茂奶教案”时，其风骨尤为凸显。面对法国神甫赵保禄以兵船相胁、强索人命的无理要求，童兆蓉凛然回应：“彼于律不当死，我不能杀人以媚尔，必强我者，请絷我至都，与尔对簿于外部。”最终顶住压力，无罪释放杨茂奶，挫教会气焰，在教案频发的晚清，为维护民族尊严树立了一道精神屏障。

　　针对温州“每遇隆冬，社会治安问题严重，游民无赖、散兵游勇往往纠结一起，进行抢劫，而案多不破”的乱象，童兆蓉采取了灵活施治，设立工艺局收容罪行较轻的囚犯及无业游民，并教授其手工技艺，助其谋生。对危害一方的悍匪则坚决打击，严惩不贷。如在处理永嘉河乡劫案时，将涉案的湘军散勇枭首示众，使得“盗贼匿迹，社会安定”。

　　他对盘剥百姓的地方劣绅深恶痛绝。其《出示晓谕碑》记载：“其承办网捐之刁绅温寿麟虽已他往，并不将所雇弁勇追撤，任听苛索渔民，殊堪痛恨。”明示“倘再有奸徒胆敢骚扰勒索，即行拿送究办，决不姑宽”，有效遏制了基层的扰民行为。

　　振兴实业，勤恤民瘼

　　童兆蓉通过深入的地方社会调查，认识到温属两郡人民生活贫困，社会经济不发达，原因在于“利源未辟”，遂以蚕桑为“利源之钥”，并身体力行加以推动。

　　他自1901年起年捐俸禄数千元，采办桑苗十余万株分发各地。在老城道后关帝庙创办蚕桑学堂，聘请省城蚕学馆毕业生来温任教，“传授中西育蚕新法”；同时印发其收集编纂的《蚕桑简要章程》。在《温署兴办蚕桑谕》中，他甚至对湖州桑苗运至温州的成本进行了核算，并采取“半捐半卖”的方式，鼓励各家领种。

　　至1905年，城内瓯绸作坊已增至二十余户，职工二百余人，所产瓯绸质量上乘，在巴拿马一次赛会上荣获奖状及镀金奖章，迎来了“温州瓯绸产销的最盛时期”。

　　据孙诒让《神道碑铭》记载，“辛丑（1901），温州飓风潮溢，滨海堤塘田庐漂没圮坏，不可胜计，玉环、乐清及灵昆诸岛被灾尤重”。童公“捐俸千金，佐以盐厘羡馀，委员施赈”，并组织“筑塘疏水，抚集灾民，给籽种，俾复业”。灵昆百姓感念其功绩，由乡绅牵头筹资建造了“童公亭”以志纪念。对于平阳县沿海因风潮而暴露的尸棺，童兆蓉亦捐钱饬令予以掩埋。此举既是对丧葬礼俗的尊重，更是防范灾后疫病传播的切实举措。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温处两地饥荒继以瘟疫，情势危急。他不仅积极筹款，“购米江苏镇江、上海，请截留冬漕一万二千石运温设局平粜”，更以余款储谷备荒。面对灾后的疫情，“公于酷暑烈日中，亲巡行城厢，设病院，聘医施药，疗治者甚众”，在灾疫交织的危局中竭力守护生民。

　　兴学育才，奠基近代教育

　　童兆蓉深谙“教养为富强之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诏行新政后，他即刻改郡城中山书院为温州府学堂（今温州中学前身），为浙江省首批府学堂之一。他礼贤下士，曾于道署内花园招饮名士宋恕等人，席间“亲自敬茶敬酒，非常谦抑”。捐购书籍、增设小蒙学堂、大力推动留学教育，选派学子赴日学习师范、实业以回报乡里，每人补助百余银元，由此“留学风气大开，温属瑞安、平阳，处属青田，担簦渡海，趾踵相接，游学之盛，遂冠浙省”。

　　后来，当留日回温的学生吴钟镕、黄群、陈兰薰等联名建议就近设立学务管理机构时，童兆蓉当即赞同，并召集士绅商议成立温处学务分处。虽然他不久后便去世，但其支持态度对促成此事无疑具有重要分量。1905年温处学务分处成立后，为发展浙南近代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短暂四年间温州、丽水建立各级各类学校222所，是此前八年总和64所的三倍半。

　　光绪三十一年（1905），童兆蓉卒于任上，温处百姓“同声悲悼，泪下如雨”。他身处晚清剧变之世，以儒生入行伍，却具开放胸襟与务实精神。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未固旧制，未随流俗，以“清流”之姿，融汇儒家经世之学与西方新知，力行司法、治安、实业、赈灾、教育诸领域改革。其治理实践是晚清地方官员在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与突破的缩影。朔门封火墙不仅是一座城墙，更象征他在时代激流中构筑的精神防线——守正、务实、为民。那一方青石，是城市的记忆，也是一代士大夫清廉务实的精神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