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门古港沉船处发现的古钱币。 资料图片

　　南航

　　沉船铜钱：

　　遗落温州的出国梦？

　　今年上半年，媒体报道朔门古港货运码头外的北宋沉船下方，发现大批量唐宋古钱币，包含十多个品种，如唐代的开元通宝，数量最多为北宋的熙宁重宝、熙宁元宝、元丰通宝。专家推测，可能是北宋商人由于某种原因，将大批量的钱袋子遗忘。这批钱币的发掘，被认为实证了北宋早中期温州朔门古港曾经十分繁荣，其出土对于研究北宋早中期温州的社会经济和钱文书法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欢欣鼓舞的同时，我想起去年所编《朔门古港与海丝文化》收录的一则上奏。上奏者为南宋监察御史陈求鲁，乐清万岙人，诏立“松溪里”牌坊，曾任大理寺少卿，廉洁清正，其故里今有陈求鲁纪念馆。

　　该上奏原载于《宋史·食货志·钱币》，全文曰：“（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嗾盗贼以窥人之阃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番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鍮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鍮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甸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鉟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之。”

　　陈求鲁身为监察御史，负有监察进谏之责，他指出的“漏泄之弊”其实关系到唐宋时期非常严峻的钱币外流现象，这背景要从头说起。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也别称“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但除了丝绸、陶瓷、香料，还有一种特殊商品，那就是中国的钱币，因铸造质量好，被海外各国贪爱，当做其国货币流通，俨然如通货，东南亚作为辅币与“镇国之宝”，日韩交趾等国甚至作为主币。

　　中国钱币如此受欢迎，于是外国商船来华贸易时大量换取，导致不断外流，中国货币缺乏，严重时影响正常流通，造成财政困难，为此唐宋政府多次严禁钱币出国。

　　唐代，《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年闰三月敕“诸锦、绫罗、縠绣、织成紬、绢丝、牦牛尾、珍珠、金、铁并不得与诸番互市”。《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建中元年十月六日敕“诸锦罽、绫罗、縠绣、织成细紬、丝布、牦牛尾、珍珠、银、铜、铁、奴婢等并不得与诸番互市”，几乎照抄。《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贞元初年“骆谷、散关禁行人以一钱出者”。《旧唐书·宪宗纪》记载元和四年六月“禁钱不过岭南”。以上都在喋喋不休地告诫钱币不能出国，出国即为非法走私。

　　宋代，《宋史·食货志》记载北宋太祖初年“铜钱阑出江南、塞外及南番诸国，差定其法，至二贯者徙一年，三贯以上弃市，募告者赏之”，偷运两贯铜钱就要被流放，三贯以上就要被当众杀头，举报有赏，法令之严酷简直令人发抖。《宋会要辑稿·备边》记载太平兴国三年二月“沿边诸郡关防守吏谨视番商，无许阑出铜钱。敢故纵者，自五百至五千，令有司差定其罪，著于甲令。有能告者，第赏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元年五月“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河东、河北、京西、陕西人，决配广南远恶州军本城；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番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仍许诸色人告捉，给以所告之物。其经地分不觉察，官吏减二等坐之”，老外犯法，一视同仁。铜钱偷运经过之地，辖区官吏若没有稽查都要被处理。

　　再说南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绍兴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奏铜钱出界罪赏：诸以铜钱与番商博易者，徒二年，千里编管。二贯流二千里，二十贯配广南。出中国界者，递加一等。三十贯配远恶州，许人捕。凡经由透漏巡捕州县，知、通、县令、丞、镇寨官、市舶司官吏、帅臣、监司之在置司州者，并减犯人一等。故纵者与同罪，不以去官赦降原减。命官获三十缗者，进秩一等，余人赏钱五百缗，其他以是为差”，凡是用铜钱与外商交易，千里流放，甚至发配边荒。读书至此，顿时眼前浮现一片凄凄惨惨的景象。

　　但是上述长达几百年的三令五申，累牍连篇的法规，恰恰证明了钱币外流偷运的不可遏止，始发港也不仅是宁波等大港。南宋包恢《敝帚稿略·禁铜钱申省状》记载广东运使向上司禀告调查铜钱漏泄的利病，说当时“倭船”（日本商船）漏泄铜钱多年，“漏泄之地非特在庆元（宁波）抽解之处，如沿海温台等处境界，其数千里之间漏泄非一”，也就是说温州港也是钱币外流的港口之一。

　　南宋时更雪上加霜的是，在铜钱大量外流而缺少之外，还加上滥发纸币（楮）而使纸币贬值，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陈求鲁指出“楮便于运转，故钱废于蛰藏”“物与钱俱重”，即物价与铜钱币值都上涨。他因此上奏宋理宗，批评番商偷运走的铜钱是“国家富贵之操柄”，贩运而来的“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皆浮靡无用之异物”，徒滋奢靡享乐之风。统治者应该“昭示俭德”，节俭朴素，以身作则，改变不良的风俗，才能制止外流，被宋理宗采纳，后被收入《历代名臣奏议》。这种禁止钱币外流的论调被当代学者称为“货币金属论”。

　　绕了一大圈，回到朔门古港发现的大批量唐宋古钱币，很有可能是当年准备偷运到国外的，因为遭遇沉船而折戟沉沙，未能实现出国“旅游”之梦，默默地在淤泥之下等待重见天日。那么，它们除了对研究北宋早中期温州的社会经济和钱文书法艺术有价值，也许更佐证了唐宋时期海丝背景下的钱币禁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