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渭英像

　　1910年吕渭英赐吕银仓夫妇七十寿辰匾额。

　　1922年吕渭英赠友人叶次萼砚台题款。

　　今年是温州先贤吕渭英诞辰170周年。这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慈善家，以其卓越贡献与崇高品格，在中国近代史和温州地方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他既是儒家理想的践行者，也是近代文明转型的推动者，其“以文化人、以善济世”的理念，至今仍照亮着温州的发展之路。　　　　——编者

　　吕朝晖 郑全

　　烽火渡口

　　温州红十字会的诞生

　　1924年秋，军阀混战，硝烟弥漫。温州江心屿渡口，一位身着长衫的老者凝望着曾浮尸蔽江的瓯江水面，抬手在《中国红十字会永嘉分会筹备书》上签下自己名字。年逾花甲的他，在动荡时局中扛起了人道主义的火炬，成为当之无愧的“温州红十字会第一人”。

　　其实，吕渭英与红十字会早已结下渊源。早在1914年，陕西饱受兵灾天祸，《申报》刊载募捐公启，吕渭英便作为“赞成人”积极参与，与李提摩太同仁一道，为千里之外的灾民筹集生的希望。这份心系苍生的情怀，为他日后在家乡开创红十字事业埋下了伏笔。

　　闽江初试

　　救灾能吏的治理智慧

　　吕渭英的慈善组织才能与创新精神，早年在福建便已锋芒毕露。1900年，他刚就任福防厅同知半月，福州就遭遇百年洪灾。面对满目疮痍，这位永嘉籍官员踏着泥泞深入受灾村落，亲手绘制灾情图，创造性地提出“旧课缓征+疏浚河道+平粜赈灾（平价售粮赈灾）”的组合方案。

　　更关键的是，他首次系统实践“以工代赈”，招募灾民疏浚河道，既解燃眉之急，又治水患根本。他还设立“灾黎登记处”，按受灾程度发证赈济，严防乡绅贪腐；并前瞻性地建立“仓储预备制度”，储备余粮钱款以备荒年。其治理智慧令闽浙总督许应骙盛赞“治灾如治国，条理井然”，朝廷特赐“同知衔”嘉奖。

　　瓯江情深

　　从实业巨擘到慈善先驱

　　在福州积累的经验，如同一粒种子，在吕渭英心中萌发了“慈善制度化”的信念。1911年和1912年，连续两场强台风重创温州，瓯江暴涨，永嘉西溪一带“山洪卷走万余人，浮尸蔽江”，灾后饿殍遍地，惨不忍睹。

　　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协理的吕渭英闻讯，立刻携洋二万元、大米五千石赶回温州。58岁的他展现出惊人的影响力和组织力：在城区设立“瓯括筹赈事务所”（瓯指温州，括指处州即丽水），从上海、湖南调拨钱粮；首创“跨区域赈灾协作机制”，将温处十六县分片管理；推行“灾民身份牌”制度，按十二地支标记家庭人口，凭牌领粮，杜绝冒领；精打细算赴芜湖购米，让有限资金惠及更多灾民。

　　然而，这场持续两年多的成功赈济却让他遭遇了最大危机。因一乡绅贪腐，吕渭英被不明真相者举报。面对铺天谤言，他顶住压力，宣布“赈灾不停、配合调查”，并公开所有账目。真相大白后，温州士绅要为他立“吕公纪念碑”，他却淡然婉拒：“民命重于泰山，个人毁誉何足挂齿？”

　　1920年温州再遭台风，江边一带十室九空，死者甚多。吕渭英得知灾情，再次伸出援手，先在上海四马路振华旅馆办赈，慨助赈米一百袋，并在瓯江边办施粥厂两处，使江边一带灾民渡过难关。办赈之余，痛定思痛，“兴水利治水患”成为他更深的追求。他主持永嘉膺符镇（今龙湾、鹿城七都、瓯海梧田一带）水利会，三年疏通八处水潭，救活24万亩农田；在永强推行“三浃大浦浚通工程”，再施“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建陡门（水闸）；甚至邀请德国工程师勘测温溪水源，想参照他在福州已经实施建设的自来水系统。这正是永嘉学派“义利并举”思想的生动实践——救灾济困是“义”，兴修水利、发展民生则是长远的“利”。

　　大爱无疆

　　跨越国界的人道之光

　　吕渭英的善行，不只限于温州。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消息传来，他正在温州协济善堂忙碌施粥事务。闻听“同胞蒙难邻邦”，他立即响应瓯海道尹沈致坚号召，发起“温州对日赈灾会”，并通电浙江：“吾辈当念及大义，虽处乱世，人道主义不可废！”

　　在他的感召下，温州商界踊跃捐款，短短十日便募集银元三千余元、粮食五百石。载着温州爱心的“飞鲸号”轮船驶向日本，温暖了旅日温州同胞。更令人动容的是，当数百名温州籍留日学生归国时，吕渭英亲自在永嘉码头设接待站，将他们安置在四明公所，派医生巡诊照料，直至他们重返校园。这场跨国赈灾，闪耀着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光辉。

　　红会肇基

　　战火中的人道庇护所

　　1924年闽浙军阀战争爆发，吕渭英预见到危机，联合地方士绅紧急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永嘉分会”，自任会长。他领导的红十字会员们，在永嘉、瑞安、平阳等地冒险设立临时救护站。这个诞生于烽火中的组织，创下温州多项第一：首次系统培训急救人员，首批购置专业救护设备（担架、消毒水等），更是中国最早设立“平民庇护所”的地方红十字会之一。

　　当浙军占领温州，闽军前锋已抵瑞安时，眼见战火逼近温州城，瓯海道尹沈致坚托付重任。年过六旬、身染疾病的吕渭英又不顾家人劝阻，冒险穿梭于两军大营，以“城破则玉石俱焚，保民则功德无量”力劝，最终说服浙军退出，使温州免遭战火涂炭。

　　当年隆冬，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送来百套棉衣，吕渭英立即亲自带队送往府城隍庙的难民手中。看着受冻的孩子们穿上新衣，他含泪写下《致上海红会书》：“际此隆冬，灾黎号寒，蒙发棉衣，功德无量。某代温郡万姓叩谢！”字字句句，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泽被后世

　　一个人的慈善史诗

　　晚年的吕渭英将更多心力投向慈善事业的制度化与长效化。1916年，他力主从工赈余款中拨出四千元公债，恢复永嘉米业义仓，为温州建立起可持续的备荒机制。1918年，他率先捐款并参与制定《东瓯育婴堂章程》，首创“名誉董事主声望、办事董事主实务”的专业管理模式，开温州慈善组织专业化先河。1924年主持协济善堂时，他推动建立“百框坟”义冢、“同仁集”厝舍（临时停棺房）、防疫事务所等，形成“殓葬—医疗—赈济”一体化慈善体系。

　　1927年，72岁的吕渭英溘然长逝。出殡之日，温州万人空巷，难民扶棺痛哭。沪杭团体追悼词云：“瓯路春深，回首家园长托；泉唐湖急，惊心砥柱更无人。”这位从永嘉走出的救灾能吏、慈善先驱，最终汇入了中国红十字运动的浩荡长河。

　　站在今天回望，吕渭英不仅是温州红十字事业的伟大拓荒者，更以一生的实践，为温州慈善事业奠定了基本框架，在地方文化中深深植入了“经世济民”的精神基因。当我们探寻温州商帮“商行天下，善行天下”的文化密码时，总能在这位先驱的生命轨迹中找到最初的印记。他力行永嘉学派“义利并举”的担当，恪守“生命至上”的信仰。如今，温州街头那醒目的红十字标志，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如同瓯江不息潮声，永远回荡在这座温暖之州的上空，缅怀这位先贤不朽的仁心与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