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监察御史徐定超1918年海难逝世，至今己有一百来年。百来年历史长河的冲刷，百来年因兵荒马乱档案材料的丢失，百来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清末民初监察御史徐定超在中国在京城在浙江在温州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贡献不但慢慢地被遗忘甚至于被抹杀。从2011年开始，为创建徐定超纪念馆，为搜集馆展材料，徐定超后人徐展东历时三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档案馆与图书馆艰难查找徐定超的史料，孜孜不倦地在故纸堆里还原历史。作为徐定超的孙女的儿媳，笔者根据徐展东搜索的史料与目前出版发行的徐定超的书籍及笔者力尽所能查找的史料，笔者总结徐定超对中国高等医学教育的贡献。

　　一、自学成才一举成为京城名医徐定超(1845—1918)，字班侯，浙江温州永嘉枫林人。光绪二年(1876)中举，九年中进士，历任户部广东司主事，户部则例馆修纂，顺天乡试内修掌官，山东、陕西、湖北、河南道监察御史、京畿道掌印御史等职。神州医药学会会长、陕西道江西道山东道京畿道监察御史、旅京浙江公学监督。参加过蔡元培组织的光复会;任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民国初温州军政分府首任都督。徐定超对传统医学的兴趣，有几个原因:其一、缘起于一次在京城患痢症的经历。有一次，他患严重痢疾，几乎丧命，可“秋间病重几殆，一老妪与以汗药数丸而愈，乃知此事之无穷，遂发愤求之于古”。徐定超从中体会到中医的奥妙，感悟“始知医学之义无穷，发愤求之于古，稍稍通其扃钥而得其肯綮”。其二、对清廷严重腐败的深深失望，打算自学中医技艺退位后做些对社会有益的实事而不负平生。其三、受早年私塾老师李廷材的影响。李廷材由于考取功名失意，转学医学，在本地行医，很有名气。在李老师的影响下，徐定超对医学也颇感兴趣。有兴趣，有悟性，有毅力，有博览医学群书的条件，徐定超很快便走进中医大门，很快便以仁心妙手，开方治病，很快便肩负起“卫生命，起沉疴”的使命，很快便在京城芸芸名医中脱颖而出，很快在京城声名鹊起，找他看病的患者络绎而至。因为德技双馨，徐定超被医学界推举为神州医药总会会长。目睹找他看病的患者蜂拥而至，目睹城镇与广大乡村普遍缺医少药，目睹中国医学教育一片空白，徐定超强烈希望中国能创办医学堂以培养大量医学生。

　　二、关于京师大学堂医学堂的创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1898年针对有人上书京师大学堂不设医学堂，上书建议设立专门的医学堂。建议说，医学一门所以保全生灵，关系至重。古者九流之学，医居其一。近来泰西各国尤重医学，都城皆有医院。现在农务、矿务，均已特派大员设立专门学堂。至于是否可以援例推广，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即归大学堂兼辖？孙家鼐设立专门医学堂的构想获得了清廷首肯。1898年9月9日，孙家鼐再上谕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命孙家鼐详拟办法具奏。据此，孙家鼐于1898年9月14日进呈医学堂章程，决定在大学堂之下设立医学堂，并认为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腑脏，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孙家鼐对中西医学差异的这种判断应该说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在所设立的医学堂中，孙家鼐建议兼寓医院之制：凡来就治者，皆随时施诊，且酌施中西通用药品，以期保卫生灵。1899年，清廷于京师大学堂下创办医学馆，经京师大学堂总办黄绍箕推荐，徐定超被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聘为总教习兼提调。1902年，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1903年开办医学实业馆。59岁的徐定超再次出任总教习。1905年改为医学馆，分医学和施医两部。徐定超在给医学生授课同时，受聘在施医局司诊。每天坐诊看病百余人，救活病人无数，中西医行家皆叹服。德艺双馨的他，被中医界推选为京师神州医药会会长。

　　三、徐定超对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贡献。（一）、1899年，被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聘为总教习兼提调；1903年徐定超再次出任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总教习兼提调，主持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创建与发展的全过程。（二）、1900年，在义和团焚烧教堂时，医学堂七名学生被捕险遭杀害。徐定超以医学堂总教习身份冒死前往相救，最终获释。（三）、1900年，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为京师大学堂中文总教习许景澄哭奠收殓。“庚子五忠事件”，许景澄在菜市口被处斩，举朝无人敢收尸。徐定超父子冒险赴刑场哭奠收殓，并派三子徐象先护送许景澄的家属平安离京。（四）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到处烧杀掳掠，京师大学堂师生逃散，大学堂成为德俄联军的营房，大量新置的图书、仪器將被毁。被困北京、富于胆略的徐定超与被困的一些清廷官员组织巡防以自救，保护了京师大学堂图书、仪器设备免受破坏。（五） 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乃中国首创高等医学教育机构。徐定超既有朝廷命官本职工作，又兼医学馆总教习。在医学馆，既有管理性工作，又当教员，还司诊看病，其担子之重，压力之大，操劳之多，可想而知。而且，在政局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他沤心沥血、荜路蓝缕，1903一一1906年，培养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袁鹤侪与誉满京城的名医张廷耀，还有积极拥护并参加革命的浙南名医胡卜熊等中国第一批（届）优秀医学人才。毫无疑问，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源自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做为总教习兼提调，自1903一一1906年，主持创建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的徐定超应为中国最早主持高等医学教育者。此外，身为神州医药总会会长，徐定超一直关心、扶持家乡浙江的医疗事业。1911年，他不辞劳苦，创建浙江病院（现浙江医科大学地址）。民国初期，在他的主持下，神州医药温州分会成立，成为温州影响最大的医学会。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永嘉医学公会会长与温州中等医学堂监督。

　　四、从1912年开始的北医校史众所周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医前身）是1912年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校址上建校，大部分仪器设备、教程设置、管理制度均沿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然而，北医的校史却从1912年开始，这就割裂了历史，否定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对北医的奠基作用，自然也否认了总教习徐定超的创馆贡献。

　　图:徐定超遗像。

　　二、关于京师大学堂医学堂的创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1898年针对有人上书京师大学堂不设医学堂，上书建议设立专门的医学堂。建议说，医学一门所以保全生灵，关系至重。古者九流之学，医居其一。近来泰西各国尤重医学，都城皆有医院。现在农务、矿务，均已特派大员设立专门学堂。至于是否可以援例推广，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学，即归大学堂兼辖？孙家鼐设立专门医学堂的构想获得了清廷首肯。1898年9月9日，孙家鼐再上谕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亟应另设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兼辖，以期医学精进。即命孙家鼐详拟办法具奏。据此，孙家鼐于1898年9月14日进呈医学堂章程，决定在大学堂之下设立医学堂，并认为中西医学各有专长：考验腑脏，抉去壅滞，中不如西；培养根元，辨别虚实，西不如中。孙家鼐对中西医学差异的这种判断应该说深刻影响了后来者。在所设立的医学堂中，孙家鼐建议兼寓医院之制：凡来就治者，皆随时施诊，且酌施中西通用药品，以期保卫生灵。1899年，清廷于京师大学堂下创办医学馆，经京师大学堂总办黄绍箕推荐，徐定超被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聘为总教习兼提调。1902年，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1903年开办医学实业馆。59岁的徐定超再次出任总教习。1905年改为医学馆，分医学和施医两部。徐定超在给医学生授课同时，受聘在施医局司诊。每天坐诊看病百余人，救活病人无数，中西医行家皆叹服。德艺双馨的他，被中医界推选为京师神州医药会会长。

　　图:枫林“御史祠”的徐定超纪念馆。

　　三、徐定超对中国高等医学教育贡献。（一）、1899年，被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孙家鼐聘为总教习兼提调；1903年徐定超再次出任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总教习兼提调，主持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创建与发展的全过程。（二）、1900年，在义和团焚烧教堂时，医学堂七名学生被捕险遭杀害。徐定超以医学堂总教习身份冒死前往相救，最终获释。（三）、1900年，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为京师大学堂中文总教习许景澄哭奠收殓。“庚子五忠事件”，许景澄在菜市口被处斩，举朝无人敢收尸。徐定超父子冒险赴刑场哭奠收殓，并派三子徐象先护送许景澄的家属平安离京。（四）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到处烧杀掳掠，京师大学堂师生逃散，大学堂成为德俄联军的营房，大量新置的图书、仪器將被毁。被困北京、富于胆略的徐定超与被困的一些清廷官员组织巡防以自救，保护了京师大学堂图书、仪器设备免受破坏。（五） 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乃中国首创高等医学教育机构。徐定超既有朝廷命官本职工作，又兼医学馆总教习。在医学馆，既有管理性工作，又当教员，还司诊看病，其担子之重，压力之大，操劳之多，可想而知。而且，在政局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他沤心沥血、荜路蓝缕，1903一一1906年，培养了慈禧太后的御医袁鹤侪与誉满京城的名医张廷耀，还有积极拥护并参加革命的浙南名医胡卜熊等中国第一批（届）优秀医学人才。毫无疑问，中国高等医学教育源自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做为总教习兼提调，自1903一一1906年，主持创建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的徐定超应为中国最早主持高等医学教育者。

　　此外，身为神州医药总会会长，徐定超一直关心、扶持家乡浙江的医疗事业。1911年，他不辞劳苦，创建浙江病院（现浙江医科大学地址）。民国初期，在他的主持下，神州医药温州分会成立，成为温州影响最大的医学会。与此同时，他还兼任永嘉医学公会会长与温州中等医学堂监督。

　　四、从1912年开始的北医校史众所周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医前身）是1912年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校址上建校，大部分仪器设备、教程设置、管理制度均沿用京师大学堂医学馆。

　　然而，北医的校史却从1912年开始，这就割裂了历史，否定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对北医的奠基作用，自然也否认了总教习徐定超的创馆贡献。

　　北大校史馆副研究员林齐模于2024年8月20日发表于《北大校报》的《校史探微/北大医学教育起源》论文中，是这样分析的“或许是为了表明与封建王朝的一刀两断，汤尔和创办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宣称自己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西医学校，将之前这里的学校说成是一个中医学校。例如在1942年由汤幼松编著的《汤尔和先生》书中这样写道：‘汤先生一到北京，马上开始筹划医学专门学校。那时节北京本来有个中医学校，名北京医学馆。在八角琉璃井（就是讲堂一带）。是西太办的。由教育部用一万五千元买来。’这短短一段话，不符合史实。无论是早期的大学堂医学实业馆还是后来筹建中的京师专门医学堂都不是中医学校，虽然强调中西并授，但其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内容更多还是西式的……”。

　　如果说，把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割裂，是为了“与满清政府与封建王朝一刀两断”的话，那么，前身同是清政府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分支机构一一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何“不与满清政府与封建王朝一刀两断”而延续京师大学堂的校史，唯独汤尔和主持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宣称自己“与满清政府与封建王朝一刀两断”而与京师大学堂割裂呢？

　　对此，林齐模副研究员一针见血的指出“（汤尔和）是以此表明自己的原创性，表明为新生之学校”。

　　在此论文中，林齐模副研究员最后总结道“回望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史，没人能够否认京师大学堂开启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大幕。京师大学堂‘上承太学正统，下立新学祖庭’，不仅是北京大学的源头，还与中国众多大学的创办相关。最直接的如大学堂师范馆后来独立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今天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大学堂仕学馆、进士馆独立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大学堂农科则独立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为今天北京农业大学的最早来源；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虽然不太愿意承认，但在事实上也继承了自大学堂医学实业馆发展而来的京师医学专门学堂的校产”。

　　不过，林副研究员在此论文中“大学堂时期，医学提调由大学堂文案会办朱启勋兼任”的观点不大符合史实。

　　五、徐定超是“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总教习兼提调”的真凭实据。

　　（一）1903年京都大学堂重要职员合影相片徐定超纪念馆馆长徐展东在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到一张徐定超参与创建京师大学堂时照片。拍照时间是1903年（也即是京师大学堂医学馆复办之时）。拍照地点:京师大学堂理科楼。相片中，第一排坐位者全部是身着清朝朝服的官员，徐定超居正中位置（其身材瘦小、留长胡子，不难辨认）。相片图解:“1903年京都大学堂重要职员合影”。

　　图:1903年京师大学堂重要职员合影留念。徐定超坐在前排C位。一句话，有图有真相。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一一高等教育》一书标明徐定超乃（京师大学堂）医学提调。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一一高等教育》一书第20页，在“清朝末年的高等教育”一项中，（京师大学堂）医学提调:徐定超（班候），户部员外郎，癸末进士。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

　　（三）、1906年底徐定超的《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查徐定超1906 年12月30日上的《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此折中，徐定超总结了数年任京师大学堂医学堂（馆）教员与教习“朝夕从事复与中西各医士讨论医理、经理、医事。敢将历年经验甘苦，知医派确有不同，造士不能合并之由，为我皇太后、皇上谨陈之”。阐明“大致中医多理想，西医凭实验，中医重述古，西医贵求新，其诣加独到之处，各有不少思议之精微。学者各专一门，已苦难于精到，必欲兼营并于心力更有未遑”的观点。提出“学者习中医以存国粹，习西医以辟新机，庶于分途并进之中，各有深造自得之妙”建议。

　　最后，徐定超奏道“现届医学堂修业将毕，臣既有所见，不敢缄默自安。可否请旨，饬下学部尚书荣庆，管理医局，大臣张百熙、陆润庠，悉心考核，妥订章程，以医局附设之学堂专课中医，以学部另设之学堂专课西医，庶医派不必强同，而学业各收实益，不似一堂两课，反致鹜广而荒也。臣为昌明医道，冀溥圣慈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

　　“现届医学堂修业将毕”，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第一届1903一一1906年时间完全吻合。

　　（四）、《中华医史》刊发的刘泽生佐证徐定超“乃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总教习”的论文。对把“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总教习说成是他人”之说，广州中山大学二院刘泽生医生在《中华医史》（2003年1月）发表《徐定超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一文。

　　近七千字论文，刘医生列举大量确凿史料，论证“徐定超出任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总教习，他经历了京师大学堂医学馆的创始与发展的全过程，见证了清末的学制改革，特别是医学教育的改革。他对中医教育有重要贡献，是清末民初有名的教育家”。

　　“徐定超是清末一位明辨是非，见识宏深，勇于坚持，又肯实干的医学教育家。他的一生与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是京师大学堂医学馆教学与管理共一身的人物。他经历了清末历史的惊涛骇浪，包括戊戌维新与政变、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之役，亲历清末新政中的医学学制改革的全过程。他并不保守，认清办西医学堂的必要性；但是他又洞察到中医会由此被西医完全替代的危机。他的《中西医派不同宜分办学堂折》期望以中西医学分办的方法保存中医教育，使中医教育能在医学学制改革急剧变动的时代，不但有立足之地而且能继续发展，在当时实在不失为良策。这样在引入日本医学教育制度的同时，而又不重蹈日本汉医没落的覆辙，为日后中西医高层次的结合奠定基础。徐定超对近代的医学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