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线上节目、线下专场的双线带动，脱口秀这种表演艺术在中国快速发展。脱口秀演员们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通过语言上的精巧设计，强烈输出观点，成为“某某嘴替”，尤其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这种金句迭出、头脑风暴式的交流其实并不是今天才有。早在120多年前的瑞安，晚清大儒孙诒让就曾和多位学人组织发起民间会社——瑞安演说会。

　　在那个文化觉醒的时代，各界维新人士特别是年轻学子通过这个平台学习新思想，触摸外部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人们“无不广演其说”，瑞安社会风气由此大开。

　　全国最早的演说会之一：

　　形式灵活，可讨论可辩驳

　　演说，是清末兴起的一种文化活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文化界普遍意识到“学者不在斗室蓬庐，而在梯山航海”。为广开民智，维新人士纷纷从书斋走出，开始在公开场合，借助语言艺术，有目的地向听众传递信息、传播知识，引起感情共鸣。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孙诒让和林文潜（瑞安学前林宅人，肄业于瑞安学计馆，后入南洋公学，精通日文、长于翻译）、孙诒棫（孙锵鸣之子）等人，在瑞安组织发起民间会社——瑞安演说会。

　　孙诒让被推举为会长，项湘藻为副会长，孙诒棫为干事长，会员包括林文潜、余思勉（松舫）、薛鼎芬（玉波）、林獬、胡友松、吴之翰、项葆桢、饶方猷等50余人。演说会活动会址就设在县学的明伦堂。

　　嘉庆《瑞安县治》学宫图，明伦堂在文昌阁后

　　孙诒让嘱托妹夫宋恕代拟《瑞安演说会章程》，后自己修订。章程规定演说会每月定期于朔（初一）望（十五）举行常会，召集城郊各学堂师生及农工绅商各界人士到会听讲，每次的演说项目至少有一位会员担任主讲，亦有各学堂师生参与讲演。

　　演说内容分论说和述告两大部分。论说包括德义、科学知识、县政兴革、农工商实业等内容。述告则包括中外历史、中外时事、地方新闻、通俗小说等专题。遇重大事情时则会举行临时集会，以引起特别注意。

　　与传统演讲不同的是，演说会形式灵活，有一定的交流性，开讲后“会员皆有发言权，可以讨论，也可以辩驳”。

　　晚清重臣端方在女学传习所进行演说

　　据浙大人文学院教授桑兵统计，1901至1904年间，国内先后建立演说会25个。其中瑞安演说会是开展最早、坚持最久，内容最接近变法思想的教育襄助机构之一，比1906年清学部（清末为取消科举而设立的主持全国学政的机构）开设的“教育官练习所”还要早四年。

　　“东瓯三先生”常驻演说会：

　　在温率先发表维新变法主张

　　演说会的活动紧跟时局变化，除会员外，还不定期聘请名人到场演讲。会长孙诒让自然是演说会的台柱子之一，多次登上过主讲台。当时文化界风头正盛的陈虬、陈黻宸、宋恕三人也是演说会的常驻讲演人。他们继承了永嘉学派的事功学说，通过对西方经济文化的学习、研究，在民族危亡时刻，在温州率先发表维新变法的主张：

　　陈虬《治平通议》问世，全面阐释其社会改革思想，如设议院、奖励工商、设立专利制度、鼓励发明创造等；

　　陈黻宸主编上海《新世界学报》，致力于传播西学、宣传维新，推动温州成为浙江维新浪潮的中心；

　　宋恕发表《六斋卑议》，站在被压迫的农民、商贩、少数民族，特别是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妇女的立场上，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理论支柱——程朱理学进行鞭挞。由于其维新思想独具特色，与章太炎同称“浙江两奇才”。文史学者苏渊雷评价宋恕“实我国近代思想界之智慧鸟”。

　　就是这样三位极具独立思想且自成体系的人物，时常站到演说会的中心，弘扬永嘉之学，传播维新思想，将他们的观点分享给现场所有人。

　　1896年10月，宋恕（后排右一）、谭嗣同、梁启超、孙宝瑄、汪康年、吴嘉瑞、胡惟志七人齐聚上海，称“同学七子”，他们同往光绘楼摄影，拍了著名的《竹林图》

　　陈黻宸16岁结交陈虬，18岁交宋恕，三人终身友谊不渝，合称“东瓯三先生”。他们经常在演说会发声，有着“超人气”表现。

　　值得一提的是，演说会有时不只有一位主讲，还出现过多位大咖同台的盛况。如1903年正月十五，即瑞安演说会成立后的第三次活动上，孙诒让、陈虬、陈黻宸三人同场演说，可谓一次“重磅汇演”。

　　演说致力于开通民智：

　　被称为“声音的政治和美学”

　　当代脱口秀是大家诉说生活烦恼、释放生活压力的地方。当年的演说会却肩负有更高的使命。它不仅是一种对广大群众的“口头启蒙”，也是社会动员、文化传播和学术普及。甚至有学者称之为“声音的政治和美学”。

　　时间回到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11月21日，这天是瑞安演说会的第一次现场演说活动。就在3天前，孙诒让曾亲自为演说会做广告，邀请乡贤父老到县学明伦堂听讲。

　　孙诒让的广告效果很好。据瑞安西北蒙学堂教员林骏回忆，当天听众“除四隅蒙学诸生外，约计千余人”，虽没提及主讲者是谁，但演讲会场“坛无隙地，亦无中断，中外时事尽输各界脑袋，收获颇大”。

　　之后他又去了许多次，内容多为时政见闻，如癸卯年（1903）俄占东北、士商不服等。他还在日记中记录了一次突发状况：某日，有主持者因为“到会之人妄为讪笑”，忍不住“登堂向众拍案呵责”。

　　身为听众的林骏认为主持者言语过于激烈，因为“言说一举原为广开民智，任人讥弹，苟以人之笑骂遽为呵斥，岂立演说会之宗旨乎？”

　　林骏的《颇宜茨室日记》

　　演说会虽有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地点，但也会灵活根据需求进行调整。如遇到特殊事件要进行特别演说，就会临时增加场次。

　　秉持“以合群为主义，开通民智，激发人心”的目的，演说会致力于将声音传达到目标群体之中。如果目标群体不来听，那就主动过去说。

　　1902年冬，瑞安成立劝解妇女缠足会，以期解去禁锢妇女身心的封建枷锁，还给她们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为了让这一思想广泛传达到百姓间，孙诒棫等人常常到庙宇戏台，等待戏剧演完后，趁着观众还未离场，赶紧上台演说，劝导妇女“放足”。

　　不仅如此，宋恕的文章《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还被列入演说会“附属部”，专门在乡人聚集的场所开展讲演，对妇女解缠一事产生了积极效果。

　　演说会持续三年之久：

　　为家乡、国家的前途摇旗呐喊

　　乱世之中，瑞安演说会铿锵前行了三年之久。直到1906年停办，会址县学明伦堂变为新设瑞安县中学堂的一部分。

　　这三年里，演说会每期活动的听众少则数百，多则上千，对开通社会风气，促进教育发展，推动社会改革起到很大作用。有学者认为，戊戌变法之后，瑞安各界维新志士为开启民智而努力，其中瑞安演说会影响最大。

　　这一点，从宋恕1903年寄给妻子孙季穆的家书中可以得到证实。彼时他正东游日本，却也得到消息，知道瑞安、乐清演说会之名传得太远，他嘱咐妻子提醒诸人，演说会针砭时弊的内容，已引起当局关注甚至是调查。

　　戊戌变法时期，《时务报》风靡温州，其中瑞安订阅人数为全国县城之最

　　1903年，孙诒让在演说会上主讲工商各界业余补习教育的话题。随后瑞安就陆续出现了实用书塾、工商学社、商务学社等业余补习学校。其中实用学塾开展拼字、识字、作文、书札、笔算、珠算、会计、阅报等课程，洪锦骧、洪彦远等人担任义务教员。商务学社则在教授识字写信外，开设银洋、闽语、甬语的商务课程。

　　孙诒让还讲到“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在他的推动下，瑞安形成一股办学高潮，仅孙诒让自己就在温州及周边地区创（倡）办了300多所学校。社会各界人士更将维新观点落实到实业中，他们陆续兴办了永瑞轮船公司、李墨西太久保罐头厂等。

　　又如演说会主张西学东渐，自瑞安方言馆开办日文班以来，学生纷纷赴日学习军事、法律、教育及工程技术等知识，1898年至1904年瑞安有留日学生53人，1905年以后更是络绎不绝，清末瑞安留日人数居温州榜首。

　　派遣留日学生合同。图片来自吴小淮微信号

　　旧日瑞安交通不便，与京师、上海等大城市更是相距甚远。然而瑞安却成为近代南宋“永嘉学派”的复兴之地，历史学者胡珠生更指出“从甲午战争后掀起的变法维新思潮，温州是以瑞安为中心向府城发展的”。这一切的背后，瑞安演说会厥功甚伟。

　　参考资料：

　　1.《戊戌变法时期的温州》 胡珠生

　　2.《地方士人与晚清地方的下层“启蒙”》徐佳贵

　　3.《晚清温州权力关系格局透视——以士绅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李世众

　　4.《孙诒让的生平与学术》邱林

　　5.《孙诒让“兴教强国”实践研究》程军

　　6.《清末瑞安县留日学生之研究》张月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