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国鹰
今年教师节时,我又想念起父亲。父亲年轻时的职业并不是教师。祖父以做小生意维持全家生活,省吃俭用,把身为独子的父亲送到小学堂读书。大约父亲13岁时,祖父从温州贩运货物返乡途中遭遇大风,船翻人亡。祖母悲痛不已,又不想父亲的学业中断,凑了钱送他到温州读初中,临近毕业,日寇侵犯温州,学校停课学生逃难:加之祖父去世后家境衰落,父亲只得辍学做小生意,也算是“子承父业”了。
他命运的转折点,是在1951年的下半年。
1950年7月,洞头诸岛除大门岛之外,重新为国民党军队盘踞。解放军为了及时掌握敌情,在洞头吸收了一批可靠对象作为公安部门的特情人员。这种特情人员属于情报工作的外围人员,以开小店铺、挑货郎担、来往温州做小生意等作掩护,搜集敌方情报。
与我父亲同村的赵承对叔叔,就是磐石公安分局的特情人员,以水果小贩的身份,多次到北麂、洞头等岛屿摸敌情。磐石公安分局考虑到赵叔不识字,不利于情报送递,要求他发展一名靠得住又有文化的人帮忙,赵叔选中了我的父亲。经磐石公安分局审查,认为我父亲读过初中,有文化;家庭贫困,社会关系简单;和赵承对同村,知根知底,就通过了。赵叔和我父亲组成一个小组,归属磐石公安分局领导。
当时,洞头有国民党军“军官作战团”和从各地逃亡来的残兵败将近两千人。一年多前,受温州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洞头秘密进行革命活动的彭允才、叶佳佳惨遭敌人枪杀,人们记忆犹新。父亲上有年老的母亲,下有3个年幼的儿女,大的7岁,最小的才两个月,却敢于在这特殊的危急关头加入特情组织,实属有胆有识。
父亲到1952年1月中旬洞头全境解放,参加特情小组活动的时间为5个半月。他们搜集上报敌人使用假币扰乱金融市场,敌舰“太和”号窥探洞头地形妄图建立军事岛链,敌军多次增兵上岛等情报。1951年11月,敌军再次增兵,父亲和赵叔在侦察敌情时被敌人堵在码头,他掩护赵叔撤离,自己作为嫌疑对象被抓捕,被多次严刑拷打,3次使用电刑。父亲昏迷过多次,仍然没吐露一点秘密。
解放军挥师解放洞头,国民党军残余败退到棺材岙,把父亲和另一名特情人员绑住关在棺材岙民宅里,被解放军解救出来。父亲被解救出来后,在家疗伤仅10天,不顾被敌人折磨的身体还未完全恢复,就于正月初一与赵叔等人一起再到棺材岙,冒着严寒跳入海里,打捞敌军丢弃的一支冲锋枪、几把匕首和许多子弹,上交给了部队。
洞头解放后,政府对特情人员做了妥善安排,父亲因为有文化,被安排当了小学教师。
从小商贩到人民教师,于父亲,这是人生翻天覆地的转变。他走上三尺讲台,决心将自己所学,献给渔民子弟。他数学底子好,尤其精于算盘。学校开算盘课,他经常抱着一个很大的嵌鬃毛的示范算盘去给学生上课,教课时珠算口诀倒背如流,讲解又通俗易懂,很受学生欢迎。他担任教师18年,先后在多个乡中心小学任教,学生遍及洞头本岛。那时正放映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女教师瓦尔娃拉把大半生献给乡村教育事业的不平凡精神,激励了中国许多年轻人投身教育事业,出现了不少“教师之家”,对他触动极大。后来,我母亲一度到幼儿园工作,我和爱人从温师毕业也当了教师。父亲高兴地盘算,再过几年,我们这个家,可以申报“教师之家”了。
不料,等待他的却是“牛棚”。“文革”期间,以父亲被国民党军逮捕却没牺牲,肯定是“变节”的想当然罪名将他关入“牛棚”,隔离审查。父亲极力申辩。但是荒唐年代哪容得下他不低头不认罪,关了一段“牛棚”后,遣送到农业生产队监督劳动。
到农业生产队劳动的那几年,父亲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年近五十肩不曾挑手不常提的他,因农活劳累,三餐不定,加上心灵创伤,患上胃病。生产队乡亲看他也实在干不动,就让他去管理生产队的果树,让他自由支配劳动时间,时不时可以歇歇。
1974年,审查总算结束,尽管查不到什么罪证,但还是做出“不适宜在教育部门工作”的结论,降为职工,调到县土产公司废品收购站当营业员,直到1980年退休。
解除审查后,父亲盼望还他清白。经过几年苦苦找寻,终于找到磐石公安分局领导,后者立即写了证明材料。1987年,县政府发文为我父亲彻底平反。问有什么要求,父亲只回了一句话:“还我教师资格。”父亲彻底平反后,开始了新的人生。他的老师身份备受尊崇,当选为北岙镇人大代表、县老协常务理事、北岙镇老年协会会长。他和镇老协一班人,筹建老人活动场所,兴建大龙公墓,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教书育人,始终是父亲的挂牵。三尺讲台上不了,那也得把自己子女教育好。他为自己受审查耽误了孩子的升学深感痛心。高考制度恢复后,立即要求几个没能上高中的我的几个弟妹,一面做零工贴补家用,一面复习功课报考,终获录取。我最小的弟弟大学毕业后想读研究生,需要录音机学习英语,父亲二话没说,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钱购买,这才有了全家第一个硕士生。他的房间置放不少书籍,是儿孙辈课外阅读的好地方,为他们后来考取大学提供了最初的学识营养。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有多名子孙辈考上了名牌大学,我们这个原本小商贩家庭,渐渐有了书香之气。
怎奈进入老年的父亲,已是强弩之末,严重的胃病折磨得他吃不下饭,只得把胃切除了三分之二;过了一段时间,残留部分发生转移,再次做了手术。他被病痛折磨得起不了床,心中却仍挂念着镇老协的工作。直到病危,连话也说不出了,县委领导来看望,他还用笔写下“挂念老协工作”六个字,令众人感动不已。
1990年9月上旬,他渐渐进入半昏迷状态,只是偶尔还呢喃几句,听不清说什么。一天凌晨2时5分,只听得他一声长叹,溘然长逝。一看日历,是9月10日,教师节!我不禁泪流满脸,顿时明白了:他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教师,所以坚持到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才离开人世。
可是,父亲卧床一个多月,昏迷一周有余,怎么还会记得住这个日子呢,是三尺讲台的召唤,还是心灵的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