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阳即景》

　　方长山

　　明清以来温州并无特别著名的人物画大家，尤其清中后期以来，长期流行花鸟画为主，前辈人物画家寥寥，仅有七道士、林纯贤、朱晓崖先后闻名乡里。20世纪上半叶，苏昧朔以“中西合璧”为理论资源，取法李公麟、梁楷等院体人物画风，创作古装人物画，服务于教学、售画、设计瓯绣图样工作，改变了花鸟画为主的地方绘画格局，也改变了前辈画家沿袭的清画传统，并由其后学推广到京沪，被誉为“温州派人物画鼻祖”。

　　苏昧朔（1900-1966），原名融龢，号睡螺、晚号石佛子等，平阳人，与同乡苏步青、苏渊雷并称“三苏”。不同于前二者名满海内外，苏昧朔的社会影响力主要局限于地方。2013年温州博物馆策划了苏昧朔纪念画展，柯文辉撰序点评苏昧朔诗画，定位其为“优秀的作家画师”。

　　苏画取法院体画的写实性，批评旧文人画“一坏于好名，二坏于图利”“文人之荒胆，文人之怪妄，文人之不知其务，文人之好空言”，否定旧文人画脱离生活，主张服务社会生活。苏渊雷谓之“嗣有所作，尤富时代气息”。抗战之际，苏昧朔以画为剑抗日，画有钟馗题材多件，寄寓抗日驱邪的含义。1939年冬至，苏昧朔“神情惝恍之间似有妖狸跃过，乃写《终南驱邪图》以壮胆”，《驱邪图》（69cm×32cm，纸本墨笔，温州博物馆藏）画钟馗持剑斩猫狸，画面以水墨为主，地上一摊血迹，格外触目。一女子背面抱头回眸做出逃避的样子，可以想象其受了惊吓。题句：“驾黑云，御黑风。今夕何夕兮，天中雄黄酒助杀气雄。瞠慧眼，望长空。那边有妖氛，阵阵塞了鸿蒙。悲万众，苦恼无穷。腰间宝剑菖蒲锋，跃跃欲试光上冲。剑光一发血光红，魑魅魍魉难以藏其躬。从今后，天青气爽，国运自亨通。”

　　1940年苏昧朔署名“阿赢”（寓意战胜日寇），加盟陈振龙主编的《画阵》编辑委员并创作。该年6月15日创作《端阳即景》，画钟馗持剑迈步驱赶小鬼，小鬼扛着一方破太阳旗做惊恐状。题跋：“慢饮菖蒲酒，休竞蛟龙舟。且拔灵光剑，斩此小鬼头。”王晓梅撰《由钟公画像说到〈画阵〉》附记其上，宣称“我们画家正需要‘严阵以待’，一齐用我们的笔锋，向鬼子汉奸冲去。不要说我们画家没有力量，巴黎油画院里普法战争的耻辱壁画，就是复兴法国的强有力的张本”，点题苏画钟馗的抗战宣传意义。

　　有人考证，“钟馗”原为《周礼·考工记》所载“终葵首”的一种玉器，《尔雅》作形状类似玉器的菌类“中馗”。唐人《逸史》记载里衍变为梦中打鬼救拔唐明皇的钟进士。此后钟馗成为后人敷演传说、绘画创作的人物题材。把钟馗与端午节联系起来，是因为旧历中端午时逢“姤”卦，是阳气最盛而一阴初生的节令，与一阳来复的冬至节刚好相反。端午节万物孳生，所谓“毒”，《说文》释义“害人之草，往往而生”。日寇侵华，何尝不是一种瘟疫恶毒的蔓延。苏画钟馗持剑驱邪杀毒，寓意如此。

　　温州沦陷时期，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1941年4月的一天，苏昧朔饿得不行，出门觅食，差点被日寇抓去充当挑夫。这种亲历使之充满了民族大义。但是作为旧文人，与“美专”学弟依托地下刊物配图漫画直斥时局不同，苏昧朔的《钟进士驱邪图》《端阳即景》是一种传统技艺与思想的延续，在国难时期取得积极但不激进的视觉政治宣传效果，避免了日寇及伪政府的文化审查，这也是一种智慧的文化斗争策略。这种“慢半拍”的“革命”方式，体现传统士大夫文人精神气质介入现代社会革命的一种努力。

　　1950年代之后，“革命”成为苏昧朔设计瓯绣稿之外的创作主题，为特定公共场合、特定节日的命题创作，谴责旧社会歌颂新时代，其擅长的讽喻题材的作品难免不符合于新时代视觉政治的审美标准，“钟进士”题材只能私下传播。1959年端午，苏画《钟馗图》（68cm×28cm，纸本设色，1959年，郑家清藏）赠送学生。图中小鬼放爆焰，钟馗回首观望做蹙眉状，题跋：“打爆焰，吓煞锺馗，惊惊战战，竞竞战战，几人临危心不变，君子处难求其常。”该诗画创作背景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从字面理解表达一种不安的情形，可知画家晚年处境与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