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温州港口，截图自1877年瓯海关贸易报告里温州府城图。

　　傅祝华

　　从原始寄泊点至港城建成

　　2000年前，温州这块土地大部分还在海中，一片浅海。《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海内东南陬以西者，瓯居海中。”寥寥几笔，是见诸现存古籍中最早的有关温州古代地理的记载。

　　春秋时期，舟已成为瓯越先人日常的交通运输工具，正如越王勾践所说：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原始先人有的生活在瓯江沿口一带的小坪山上，有的生活在浅海之间的各个岛屿，以渔猎为生，惯于水上生活。海上交通的舟楫只能停泊在自然形成的寄泊点。

　　今瓯北平原、柳市平原、上河乡平原、永嘉场平原等地当时仍是一片汪洋海域，古称“岐海”。入海水道南北两支，北支大致从今瓯江河道入海；南支从下河乡平原经帆游与头陀山之间的“帆海”入海。据《永嘉郡记》记载，帆游山“地昔为海，多过舟，故山以帆名”。

　　春秋战国时期东瓯当时未建成先民集聚的城市，先人仍分散浅海之间的各个岛屿生活。至战国中叶后，各行各业的兴起，促进了商品生产和流通，逐渐形成了原始港口的雏形。据历史学家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记载，战国出现东方的9个港口，其中就有东瓯都邑（现温州）。

　　秦汉时期，因战争与海外丝绸之路的需要，船舶需求日益增加，这一时期的船只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众多，甚至可以建造高技术的楼船。三国时期，东吴地处江南，江河纵横，船只甚为重要。吴赤乌二年（239）在罗阳县境南地（现平阳仙口）设建横屿船屯，委派典船校尉监督造船，是当时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据西晋《风土记》记载：东瓯舟船“越腾百川，济江泛海……航疾乘风，帆轻驱电”。

　　西晋末年黄河流域政治混乱，战争频繁，而南方社会相对安定，商业和手工业发达，货物交流与水陆交通繁荣。大批中原汉人衣冠南渡移民南方，其中部分移民到温州，并带来了先进生产工具和熟练技术，充实了浙南劳动人口，促进商品贸易和货物流通。

　　东晋太宁元年（323）为了适应浙南一带人口增长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设置永嘉郡，建造郡城，形成周长18里城墙，城墙利用瓯江作为城防的天然屏障，城墙外侧筑建港口码头和瓮城，营造了“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城依水边，水穿城过”的山水和港城一体的古城，成为浙南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港城一体加快永嘉郡城手工业和商业繁荣。温州古港从瓯江南岸古城外的朔门一带开始，至今已达1700年之久。

　　东晋时建永嘉郡港城，是源于自然地理赋予温州海洋的属性，瓯越人凭依自然生态环境伴海而居，依赖海上交通维持生计，筑建港口是必然逻辑。南朝永嘉郡太守、文学家丘迟《永嘉郡教》描述：“控带山海，利兼水路，实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港城一体的筑建，支撑了温州社会和商品经济发展，也促进海上贸易的发展。

　　历朝繁华海上贸易港

　　唐朝温州港已成为中国东南沿海贸易港之一。当时温州手工业十分发达。西山窑烧制瓷器，温州制造蠲纸（皮纸）闻名中国，所织之布列为贡品，酿酒业也很发达。温州港城为商品流通集散地。温州独特的手工业和活跃的商品经济，极大促进了海上贸易和港口发展。同时温州是唐代中国船舶制造基地之一，瓯江上游一带地处深山密林，盛产木材，为造船业、海上运输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造船场所设在瓯江下游沿江一带。造船业也带动海上贸易，开辟了由日本值嘉岛（现日本长崎）直达温州港的新航线。海上贸易远航印度和新罗（现朝鲜）。

　　北宋时期，温州港的海上交通贸易往来十分活跃。北宋时官营造船场所造的船舶通过温州港不断驶往沿海各地港口。温州的漆器、丝织品、茶叶、柑橘、瓷器、木材等商品通过温州港运往国内外港口，城区沿江朔门一带停泊和往来的船只众多，北宋杨蟠任温州知州时作诗赞吟：“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南宋元时，温州是一个经济充满生机，繁华活跃的社会，也是温州港进入最繁盛的时代，这既离不开独特的港城优势，也离不开当时工商业的繁荣。南宋时，国内各地移民聚集温州，人口骤增，北宋元丰元年（1078）人口为67.8万人，至南宋咸淳十六年（1189）人口增至91万人。人口增加也促进经济发展，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与手工技艺推广和交流，温州形成多种多样的行业。

　　南宋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航海避敌进入温州港，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位来过温州的在任帝王。时隔一年，即绍兴元年（1131），宋高宗下令鼓励海上贸易采取措置政策，在温州设立市舶务，管理和发展海外贸易，促进了温州港的国内商贸和国外海上贸易，成为继广州、杭州、宁波、泉州等之后，全国沿海设立市舶务的十大港口之一。

　　当时永嘉学派代表叶适提倡“事功之学”，重视商业，提倡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重本抑末”。叶适的通商惠工思想适应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影响温州人的重商基因。宋代方志称温州民生状况为“土狭民贫，富贵不务本”，即温州也有农业，但有钱的人不从事农业。“商舶贸迁，海育多于地产”“土俗颇沦于奢侈，民生多务于贸迁”，即百姓多经营海上商业。绍兴年间游历温州中书舍人程俱不由发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感叹，深刻反映出温州商品经济的发达。尤其是瓯江沿岸瓷器窑址200多处，形成龙泉系产瓷集聚区，因龙泉处于深山区，交通受阻，龙泉和溪口的大窑便迁移温州港附近的瓯江下游。元代瓷器成为世界性大宗贸易商品，温州港成为陶瓷贸易的集散地和起始港。元代温州海船可直达高丽、日本、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及国内沿海重要港口。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就从温州港满载龙泉瓷器的海船启帆出使真腊（今柬埔寨），他所著《真腊风土纪》描述停留当地一年的见闻。

　　温州港从东晋时期古港古城的筑建后，经历唐宋元三个历史时期，近600年的历史，是最为繁华兴盛时期，正如考古专家刘庆柱在温州朔门古港专家论证会上所说：“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的发掘，是海上丝绸之路在宋元时期进入鼎盛的充分证据，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一时期商贸活动，实证了温州千年商港、海丝节点的历史定位。”温州港依托瓯江和海洋的天然资源，将“港口、城市、商业”融合一体。“港为城用，城以港兴”，港口的存在，使温州城市成为商品贸易的集散地，形成温州向海内外辐射海洋贸易体系，与世界联系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