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革命烈士纪念碑。

　　张和平/文　何光明/摄

　　在庄严肃穆的瑞安西山烈士陵园，洁白的粉墙上悬挂着一排排令人十分敬仰的先烈遗像。在新中国成立时期的英烈群中，有一位中年的英武军人格外引人注目，他身穿绿军装、领佩红领章、头戴红五星。这位先烈出生于爆发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的1919年，戎马一身，但是，他牺牲的年代却是和平建设时期。他就是原瑞安市委常委、县人武部政委、我的慈父张英斋。

　　父亲祖籍山东省安丘县担山乡，出身于贫农家庭，1940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6月参加八路军。入伍后历任排长、营管理员、连政治指导员、团司令部股长、团政治处股长、政治协理员、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主任、团副政委、县人武部第二政委等职。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他随渡江部队南下温州，分别在浙江省军区隶属的平阳、瑞安驻军部队任职。大约是1965年任瑞安县人武部政委（第一把手）。

　　我与父亲虽然共同生活了15年，但我们离多聚少，除去小学有3个年头被母亲送到丽水松阳古市镇外婆家读书生活外，与他相处的时光仅仅可怜的两三年。而真正与父亲相依为命、沐浴父爱的美好时光仅仅半年左右的时间，那就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上不了学，混乱的环境客观上把我与整天挨批斗的父亲“栓”在一起。在我有限的孩提生活记忆中，父亲是一位慈祥、严肃、温和、善良、不苟言笑的长辈。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并对我的人生、事业产生不小的影响。

　　第一件事：吩咐征兵点从严要求我

　　1970年12月，我15岁那年刚上高中没几个月，有海军东海舰队航空兵到瑞安中学招兵，我有幸应征入伍。

　　入伍出发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在一个征兵点（瑞安县中心小学）办理入伍手续。偶然发现不远处父亲匆匆走来。我就不知不觉地跟在他屁股后面。走着走着，父亲来到一位接兵的负责人跟前，与他交谈了征兵工作后，然后转身指着我说：“我这个孩子到了部队，你们对他要特别严格要求，不许搞特殊！”那神情不客气、不客套，显得认真严肃。我感觉到，他的话不仅是来真的，而且带有上级军官对下属发命令的味道，尽管他们“八竿子打不着”，双方没有垂直的上下级关系。

　　在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影响力大，子女养尊处优屡见不鲜。父亲在我临行前不是交代或暗示接兵领导对我“关心照顾”，而是反着来，当面“指示”不许对我搞特殊化，诸如入党、提干、评功授奖等，这对我来说，失去了“红二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机会，是一大考验。还好，当时我心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压力，似乎这很正常。因为从小我就是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过来的。我认为这并非坏事而是好事，要求严格才是真正对你好，今后才会有出息。父亲就是这样“无情地”把我送到了“革命大熔炉”锤炼。

　　第二件事：一根扁担俘俩鬼子

　　听我母亲说，父亲原是打入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共产党，他参加八路军是带着国民党的一支部队起义进来的。我的小姨刘帮美对我讲了父亲年轻时干的一件“漂亮的事”。她说：“你的父亲很了不起，我十五六岁时，他告诉我当年曾经凭一根扁担俘虏了两个日本鬼子。”

　　大约是1944年，父亲执行一项任务，打扮成伙夫挑着一担饭菜走在一条荒郊小路上。他一路走，一路本能机警地观察沿路情况。突然，他发现左前方20多米远处一个坟堆背后有说话声。他立刻放下担子，躲在一个隐蔽处观察，结果发现坟堆后面蹲着两个持枪的日本鬼子。父亲当时身无一枪一弹，又是独自一人，眼前面对的是两个荷枪实弹的敌人。情况万分危急，怎么办？是保存自己悄悄躲避离开，还是勇敢冲上去？父亲竟然毫不胆怯，操起手中唯一的“武器”——扁担，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抄到坟堆后面，突然现身，高举扁担大吼一声：“不许动，举起手来！缴枪不杀！”这一声如同晴天霹雳，这两个毫无防备的日本鬼子顿时受到惊吓，双腿软瘫在地上。还没等他们定过神来，父亲“噌”地一个箭步窜上去，迅速缴下他们的枪，然后把他们押回部队。

　　父亲是山东人，人称山东人孔武有力，自古齐鲁多壮士，“山东好汉”威名天下扬。父亲之所以敢凭一根扁担扑上去制服两个荷枪实弹的日本鬼子，靠的是血性。不管怎样，当年25岁的鲁汉父亲堪称胆略过人、智勇双全。

　　2017年，我退休两年后，新华社浙江分社、浙江省记协举办“张和平新闻作品研讨会”，时任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给我寄语祝贺：“铁肩道义，笔带锋芒著激扬文字勇于针砭时弊；不忘初心，纸写风云当耳目喉舌赤诚报效人民。”这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也感谢父亲给了我侠肝义胆的遗传基因。

　　第三件事：工作至最后一刻

　　1972年6月19日，父亲依旧忙不停地工作。据瑞安县革命委员会、县人民武装部事后给上级的报告：父亲当日上午出席了县委、县人武部召开的纪念毛主席“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十周年大会，并参加大会主席团。大会期间天气闷热。会后回家休息，邻居见他上楼脚步重，有过度疲劳之状。瑞安县委多名干部等知情者对我回忆道：父亲是大会主持者，那天太阳很猛很毒，他在露天被暴晒了整整3个多小时。当天下午，父亲又到办公室办公。晚饭后至9时，在县革委会会议室参加（温州）地区召开的电话会议。次日2时40分左右呻吟不安，头痛难受。随后病情急剧恶化，最终抢救无效而逝世，终年53岁。

　　据邻居张灵聪（时任瑞安县信访室主任）等干部知情者对我说，父亲当天上午、下午、晚上、夜间都在连续工作。特别是整个上午他身着长袖军服（当年部队没有夏季短袖军服），头顶烈日（军容军纪不能戴草帽）主持万人大会，还作了动员报告（十有八九是中暑了）。猝死与工作劳累过度有直接关系。鉴于父亲参加革命三十年如一日，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1973年8月，浙江省军区党委给予他“烈士”称号。当年瑞安县委办的一些老同志对我说，你的父亲虽是政工干部，但他话语不多，不会夸夸其谈，为人真诚实在，非常关爱体贴下属。工作勤勤勉勉、任劳任怨，像老黄牛，是好人、好干部、好首长。

　　光阴荏苒。半个世纪像流星般瞬间划过，但父亲的品格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也与瑞安西山烈士纪念牌一样日月同光，激励后人赓续、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