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二程”弟子周行己等“永嘉元丰九先生”最早将二程心性学说传播至温州，并在此基础上催生了永嘉事功学派，而推动这种转化的学术传人正是郑伯熊。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永嘉(今温州鹿城)人。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郑伯熊在永嘉学派从"必兢省以御物欲"到“必弥纶以通世变”的转变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故叶适云：“而郑景望书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

　　在南宋初的道学复兴中，郑伯熊极力宣传洛学和“二程”思想，贡献不亚于朱熹，特别是其帮助朱熹刊刻二程的著作最为重要。当时全国刻书三大中心，分别是浙江、四川、福建，其刻本被称之为浙本、蜀本、闽本。而闽本却以建本代之，这是由于建宁府属于福建路，素称"八闽首府"，建安为其附郭，其刻本又称“建安本”“建宁本”，是古人对闽北以建阳麻沙、崇化为中心所刻印书籍的习惯称谓。其地刻书事业发达，刻书数量居全国之首。郑伯熊在乾道五年(1169) 任提举福建常平茶盐公事，时福建提举常平司设在建宁府(治今福建建瓯)，故在建宁刊刻出版“二程”之书。该书在思想史和出版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郑伯熊是全国首次雕版印刊《二程全书》(包含《二程遗书》《外书》《文集》《经说》等书)者，并由此设立学校、聚徒宣讲洛学，故有“绍兴来，伊洛之学稍息，学者复于伯熊得之”“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之说。

　　01

　　刊书原因    

　　虽然二程著作在南宋已有刊刻，并非朱熹、郑伯熊的闽刻本最早。南宋随着洛学解禁，北宋后期星散各地的洛学传人，即开始刊刻与传播二程著作，到乾道二年(1166)刘珙、张栻就刊有潭州本(今湖南长沙)《河南程氏文集》。不过该本不仅收录不全，而且校勘不精。

　　朱熹画像

　　朱熹有七八封信给刘珙、张栻，讨论其刻本之误。如《与刘共甫》:"《程集》及诸书拜领厚意，但误字处更不吝修改为善。略读所改数处，似少吝矣。"知朱熹从刊刻者处得到该书。又云:"向求数十本，欲遍遗朋友，今亦不须寄来，熹不敢以此等错本文字误朋友也。"对该刻本很不满意。又据朱熹《答陈明仲》:"《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处，止是长沙初开本。如《易传序》‘沿流'作'泝流'，祭文‘侄'作'犹子‘之类，皆胡家以意改者，后来多所改正。可从子飞求之，殊胜此本也。"知从陈焞处借到所谓蜀本，原来也是长沙初印本，错误颇多。故朱熹在《答蔡季通》信中云:“《程集》近复借得蜀本，初恐有所是正，然看一两处，乃是长沙初刊时印本。流传误人如此，可恨。”于是朱熹就有了重校重编《二程全书》的想法。

　　另外一个原因是朱熹所编《程氏遗书》成于乾道四年，由程舶拿去在泉州刻印，朱熹吩咐要多个学友一起校对，但程舶仅“令叶学古就城中独校”，朱熹斥之"如此成何文字"！故朱熹《答刘平甫》云:“《程氏遗书》细看尚多误字”，也有重新刊刻的念头。可是当时朱熹手头紧张，连其父的丧葬费一时也无法筹措，更谈不上出资刊书了。而时任福建提举常茶盐公事的郑伯熊，其职责为分管福建财赋，是个财神爷，又是二程“粉丝”，故一拍即合，有了两人合作完成这个项目的计划。郑伯熊帮助其刊刻二程著作，除他们对复振洛学有着共同的认同使命感外，显然更重要的是在经济上予以资助。

　　刊书经过

　　02

　　关于此书的刊刻情况，从刊刻者郑伯熊任福建提举的时间看，其是乾道五年五月受命，到七年二月改除宁国魏王府司马，其刻印二程全书当在六年。这还可以在朱熹的文集中存有给郑伯熊的书信中得到答案。其中一封有"向蒙面诲，尧舜之世一用轻刑，当时尝以所疑为请，匆匆不及究其说"句。所谓"面诲"就是指五年郑伯熊除福建路提举来建安时相见面论，二人联手出版《二程全书》当于此时商定。此书写于乾道五年，信中回忆郑伯熊赴任时经崇安与其见面事。朱熹在《程氏遗书后序》中说尚有续编《程氏外书》的计划，可见当时两人的设想将二程著作除《伊川易传》外，其他基本收齐，故可称全书。另有两封信的主题是讨论如何刊书，其《答郑景望三》即是专门讨论刊校二程全书，其云:"初谓按行涓吉，必不渝期""行期屡却，无乃使之失望"。此显是指郑伯熊秋间择日按巡属下州县，一再逾期，知此信作于八九月间。

　　作为洛学传人的郑伯熊，是一位严谨学者，在出版《二程全书》中曾建议朱熹删去程颢文集中早年应举时文。郑伯熊的建议是要维护洛学形象，但朱熹没有接受郑伯熊意见，他在给郑伯熊的信中这样解释："示谕明道程文不必见于正集，考求前此固多如此。然先生应举时已自闻道，今读其文，所论无非正理，非如今世举子阿世狥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传也。曾南丰序王深父之文，以为片言半简，非大义所系，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于细行，皆可传也。况先生非欲以文显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见其经纶之业已具于此时，虽文采不艳，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实。正学以言，未尝有一辞之苟，其所以警悟后学，亦不为不深矣。愚意只欲仍旧次第，不审台意以为如何?"朱熹从洛学精神的高度认为:虽然是时文，但也代表了程氏的思想，故应当保留。所以郑伯熊所刻本尽量做到了齐全，并将《遗书》《文集》《外书》“一体合刻”。

　　朱熹手迹

　　朱熹在刻书中非常重视校勘。助其校正二程书者，有蔡元定、林用中等朱熹门人。助校者蔡元定，见朱熹《答蔡季通》，云:(长沙本)“今漫纳去，试为勘一过。有不同处，只以纸蘸糊帖出，或恐有可取也。盖陈眀仲云亦尝校定耳。"《答蔡季通四》："国宝程书，告早为校正示及。"《答蔡季通十二》："仓司《程书》已了，有一本在此，俟来日观之也。"提举常平仓官，谓之仓司、仓使，此即指郑伯熊刻的《二程全书》。信当写于乾道六年末，《二程全书》已了之时。然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误将“仓司程书"理解为泉州市舶司所刻的《程氏遗书》，而系于乾道四年。又据朱熹《答何叔京》云："闻新仓使郑景望甚贤，或可告语耳。"知何镐亦参与此书校勘，故朱熹在其墓志铭中特别提到“部使者郑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甚喜。"除此外，还有许顺之，朱熹《送许顺之南归二首》有云："门前三迳长蒿莱，愧子殷勤千里来。校罢遗书却归去，此心元自不曾灰。"知许顺之参与校正《二程全书》中的《遗书》部分。不过主要负责校勘的那就是林用中了。朱熹《答林择之书四》就专门有针对全书如何校勘如何排版的文字，现录如下:

　　《经说》依后书所定甚善，但止谓之《经说》，不用诸字尤好。又“春秋传序”四字，不须别出，但序文次行，不须放低，则自然可见。《论语》说下不须注“《孟子》附”字，又欲移《礼记》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著“二先生”三字，其后却题“眀道先生改正《大学》”“伊川先生改正《大学》”。其小序则仍旧附于第六卷尾《论》《孟》说后，盖此六卷乃其本书而后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乱乃佳也。更白郑丈看如何。向借刘子驹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本书。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参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今令此人去取纳上，更仔细商量为佳。《外书》既未备，不欲遽出，此事正不须忙，今草草做了，将来有不如意，又不免更易，传者人人殊异，无复可信，天下后世，非所以为久远计也。并白郑丈看如何，却示及为幸。《孟子》解此亦见从头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几日也。

　　信中二处提到要征求郑伯熊意见如何，可见校勘工作也由伯熊最后把关。故朱熹《答林择之书八》云：“郑丈至诚乐善，当时少比，必能相亲。其德器粹然，从容厚重，亦可佳也。”是书作于六年五月。由"必能相亲"一句，知林用中在建宁郑伯熊处负责校勘。

　　03

　　刊书影响

　　当小字本《二程全书》出版后，郑伯熊就立即寄给同乡薛季宣。薛季宣《与郑景望》云:“《伊洛遗训》某旧苦其芜杂，尝愿博求会萃，备一家言。顾非其人，所得未广，用是不克。兹蒙镵本印赐，知有先着鞭者，且喜且媿。书虽未暇紬绎，如《明道语》世不多有，至于长编累轴，足知所得之富。"对郑氏"先着鞭"开印程书，且收录之富、校勘之精、影响之大，深表赞贺。此书也为薛季宣开创永嘉事功之学提供了理论基础。

　　然而先刻校过《程氏文集》的张栻却不以为然，其《与朱熹书》中认为："比闻刊小书版以自助，得来谕乃敢信。想是用度大段逼迫，某初闻之，觉亦不妨，已而思之，则恐有未安者，来问之及，不敢以隠隐。今日此道孤立，信向者鲜，若刊此等文字，取其赢以自助，切恐见闻者别作思惟，愈无灵验矣。虽是自家心安，不恤它说，要是于事理终有未顺耳。为贫之故，宁别作小生事不妨。此事某心殊未稳，不识如何。见子飞说宅上应接费用亦多，更深加樽节为佳耳，又未知然否？"此书也写于八年，张栻认为此《二程全书》“用度大段逼迫”，用公款刻书自助以取赢为不妥，以此来贬低该书的出版意义。朱熹对此很不为然，就在《与林择之》云：“钦夫颇以刊书为不然，却云‘别为小小生计却无害'。此殊不可晓，别营生计，顾恐益猥下耳。"即针对张栻批评《程氏全书》之论点进行反驳。

　　由于此刻本远胜张栻所校刻的长沙本，这也树立了朱熹、郑伯熊在程学上的地位。而郑伯熊是一个持守甚严的人，他利用职权以官钱来帮助朱熹刊刻二程著作，却引来张栻的非议，故朱熹在《答林择之》信中又云："然不可破官钱，恐又作郑景望也。"以此提醒。其实宋代各司郡刻书，皆可支领公使库钱，谓之公使库本。只要出书之后不为自己牟利，公费出书在宋代不算什么事。

　　周必大画像

　　至乾道九年，周必大给《郑景望吏部》的信中对其赞赏不已，云：“程氏书尝收数本，而未有如是之备者，最后《经说》尤所愿见。拜赐，感幸深矣。大凡深于学，必能合乎内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说，则谓施于事者便与圣贤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赖吏部及钦夫二三公推所蕴以觉来者，于抑扬去取间，使是非深浅皆有所别，自然儒效日白于世。某所望门下莫先于此，此外惟为国保重。会君举教授告再三致意，昨所箴儆，不敢不勉也。"至于这封信的时间，王瑞来《周必大集校证》依旧将《郑景望吏部》书定为乾道元年，但从内容知是在获得郑伯熊所赠此书后所写的感谢信。郑伯熊乾道四年六月才为吏部员外郎，怎么元年就称其吏部；陈傅良乾道八年才进士，九年授泰州教授未赴，此称"君举教授"，此信写于乾道九年(1173)甚明。关于郑伯熊所赠闽刻本的具体内容与版式，周必大在《与张钦夫书》有明确答案：“郑景望学问醇正，见于履践。前日奉祠过此，仅得一面。其在闽中，尝类程氏《遗书》《文集》《经说》，刊成小本，独《易传》在外耳。留本相遗，其意甚厚。但慵惰愚闇，无受道之质，深自愧也。”是刊式为小字本，内容除《易传》外，收录了所有程氏著作，故郑伯熊被周必大推崇为与张栻“钦夫二三公”比肩的地位。

　　《二程全书》除郑伯熊所刊的小字本外，其后任福建提举常平赵师耕亦曾刊刻《二程全书》大字本。据其序云：“《遗书》《外书》,则庾司旧有之，俱毁于乙未之火。”“庾司”即福建提举常平司，庾司“旧有之”故本即郑伯熊刊本。原来庾司失火，包括建宁小字本《二程全书》在内的库存书板全部烧毁，才有后来依小字本重刻《二程全书》之事。即《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的"二程共为一集，建宁所刻本"。  

　　 《二程全书》小字本的出版，无疑是推出了二程著作的权威版本，对于洛学复振阐扬确实是一大贡献。故后人对于郑伯熊帮助朱熹刊刻二程著作，给予很高评价。正如全祖望所言：“(郑伯熊)先生兄弟并起，推性命微眇，酌古今要会，师友警策，惟以统纪之不接为惧。首雕程氏书子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郑伯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地位不仅获得确认，也为后来的永嘉事功之学与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立下头功。

　　潘猛补 /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