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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渠川谈家世
来源:温州日报来源:2022-06-07 09:41:31

  渠川给文学青年改稿。

  童年时的渠川(中)。

  在燕京大学读书时的渠川(右)。

  曹凌云

  5月27日,我市著名作家渠川先生去世。渠川先生祖籍山西祁县,曾祖父渠源浈是祁县有名的票号财东,祖父渠本翘是山西著名的早期实业家,他以曾祖父、祖父辈的经历为原型,在长篇小说《金魔》和《官痛》中,成功塑造了票号财东沮源潢、内阁中书沮乃翘等人物形象,描绘出一幅纷乱、诡奇的晚清社会图景。

  我与渠川先生是忘年交,多次听他漫谈自己传奇的家史,一个大家族在家国风云中的悲欢浮沉深深打动了我。如今,我在悲痛中把这些谈话内容整理成章,以作纪念。

  一

  渠川的先祖,于明朝洪武初年(1368)从山西长治上党一带迁到晋中的祁县,以经商为业,从经营茶叶到创办茶庄,从贩运食盐到开设票号,渠家慢慢积累起大量的商业资本。到了渠川曾祖父渠源浈这一辈,渠氏家族的商业进入全盛时期,达到了顶峰阶段。

  渠源浈自幼聪明好学,经营票号以来,诚信为本,知人善任,精明能干,在咸丰十年(1861)和本族兄弟创办了百川通票号;在同治元年(1862)又与本族兄弟创办了存义公票号,同时独资创办了三晋源票号。他家业日隆,成为了大票号商,被当地人称为“旺财主”,是山西票号业中著名的资本家、最早的实业家。

  渠源浈1874年捐资而得员外郎,并在刑部广东司做了一年半的“实官”。但是,他见清政府无能,吏治腐败,军队废弛,民生凋敝,遂辞官回归故里,继续走他的经商之道。

  1880年,边疆局势紧张,清政府筹集军费,渠源浈慷慨解囊,为朝廷办过“饷糈事”。后来,张之洞上任山西巡抚,驰书邀请渠源浈相见,与他“纵论当世事”,要他“留襄庶政”,他婉言谢绝。辛亥革命期间,阎锡山任山西省军政府都督时,财政困难,渠源浈借给他三十万两白银。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旺财主,有眼力,赚钱不钻钱眼子。”

  然而,渠源浈对待家人却是十足的家长作风,独断专行。他见长子渠本翘寒窗苦读,一心为功名,走向仕途,就极力反对。渠源浈了解官场,看透朝廷的冷酷、官场的无情,他要渠本翘继承他的票号生意,实实在在地做个大商人。渠本翘对做生意毫无兴趣,听见噼里啪啦的算盘响就头疼。他违抗了父亲的意愿,一心读着圣贤书,热衷科举,努力跻身官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渠源浈、渠本翘父子俩就“从商”还是“求官”两种思想观念和人生道路,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也打破了渠家大院里的宁静。

  在渠川十五六岁时,有一天,他的父亲渠晋鉎忽然跟他说:“知道吗?爷爷是被太爷爷赶出去的。”这使渠川大吃一惊,不解地问:“只有不孝子才会被父亲赶出家门,像爷爷这样好的人,怎么会有这等耻辱的事呢?”父亲说:“因为爷爷要追求功名,太爷爷不让。”一直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渠川以曾祖父渠源浈与祖父渠本翘在“念书”这个问题上发生的矛盾以至决裂为主要线索,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票号的长篇小说《金魔》。

  二

  渠川的祖父渠本翘博经通史,1892年中了进士,为三甲第四名。“学而优则仕”,皇帝亲自赏官,任他内阁中书。

  巍峨的紫禁城,对于渠本翘来说是个神秘的殿堂,内阁的主要官员为大学士,显得威严而庄重。各省和六部的题本到达内阁,先要“汉票签房”,就是由渠本翘这些“中书”代皇上阅奏折,写批语,所谓“拟写票签”。内阁中书上朝不用走天安门,和王爷大臣们一起进东华门,还可以挂朝珠,跟翰林一样。渠本翘衣冠齐楚,锦绣飞扬,感觉无比的荣耀。

  渠川在故宫的档案里,查到了祖父的笔记和入值的记录,看得出祖父每天早早地入值,“夜值”时带着行李到内阁去睡觉,兢兢业业。京官每三年有一次“京察”,对官员进行考核,不勤政就不能升官,祖父既然走上这条路,就要呕心沥血地走好。

  很自然,渠本翘认识许多上层人物。他见过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他是晚清著名政治家翁同龢的门生,他还与李鸿章、徐会沣等众多大臣有过交往,他常去南海馆听康有为谈变法。在后来被称之为“戊戌六君子”的六位志士中,杨锐、林旭是渠本翘的同事好友,杨深秀是他的老师(杨深秀在太原崇修书院担任山长时,渠本翘是他的学生),谭嗣同、康广仁与他交情不薄,常有往来。

  1898年4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京城发起成立保国会,得到光绪皇帝的支持,同年六月,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让渠本翘热血沸腾,他跟着康梁奔走,为维新呼号,也给予他们资金上的帮助,他多么想中国也像日本那样变法成功,使中国强大起来。可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究竟敌不过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势力,戊戌变法遭到镇压,京城再没人敢发声。渠本翘照常入值,虽然没人找他的麻烦,也没人说他是“康党”,但他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那些中坚力量死的死、逃的逃、革的革、谪的谪,感到压抑、郁闷、悲伤、气愤,说不出的百千烦恼直攻心窝。

  在长篇小说《官痛》里,渠川以祖父的经历为原型,塑造了忧国忧民、思想开放、主张维新,却又优柔寡断的内阁中书沮乃翘,在官场十年的故事。渠川说:“我写《官痛》仍是按着《金魔》的写作路子,大的方面与家史一致,但又不是家史,而是小说。”

  三

  1903年,渠本翘以外务部司员的身份任驻日本横滨领事。次年他回国后正值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他就到山西大学堂当监督(即校长),并与乡绅商定,在老家祁县的昭馀书院(祁县古称昭馀)旧址创办祁县中学堂。他亲自制定学校章程,不惜重金延请优秀教师,为学生设立奖学金,把自己所捐巨资和筹集到的款项存放在票号以求生息,供学校开支之用。

  山西煤炭、铁矿资源极其丰富,素有“煤炭之乡”之称,帝国主义对其觊觎已久。腐朽的清政府与英帝国相勾结,将盂县、阳泉、平定等地的煤铁矿开采权出卖给英商福公司,期限为六十年。消息一传出,三晋人民群情激愤,纷纷集会抗议,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渠本翘不甘心矿产被洋人所掠夺,也不怕与洋人作斗争,在太原各界和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宣讲爱国保矿,使保矿运动达到了高潮。由于不懈的抗争,英商福公司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同意交出开采权,由山西人民赎回自办。经过几番谈判,确定赎矿金额两百多万两白银,并在一个月内交付一半。如何筹集赎矿资金?渠本翘主动承担起筹款重任,他向家乡的票号财东发出筹款倡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大家共同出资,最终从英商手中赎回了矿权。山西人民的保矿运动取得了胜利,成立了山西矿务保晋公司,渠本翘以“人品财产合格之至”“深孚众望”,被推举为保晋公司首任总经理。

  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先任渠本翘“三品京堂候补”,后又授其“典礼院直学士”(正二品)之衔。但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和近代银行、邮局的出现,山西的票号走向衰败,加上为赎矿竭尽所能,渠家票号惨淡经营,元气大伤,进退维谷,也使渠本翘对矿务经营心灰意冷。但是渠家有丰厚的底子,仍是富甲一方。

  渠川想把祖父这一段历经写成另一部长篇,他认为这些故事构成祖父精彩的人生,也是祖父生命中最关键的部分,正因为祖父经过这些事,才成了山西有名望的人。渠川于2011年开始收集材料,准备完成他的“家世三部曲”。但不久,渠川的妻子得病住院,且一病不起,自己也已年迈,精力不济,终未能写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成了他永远的遗憾。

  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现代银行迅速兴起,票号开始走向末路。渠家在祁县的票号也在低谷中,几位掌柜陆续离职,渠源浈整合了多家票号,勉强维持着三晋源。

  渠本翘举家迁往天津,不再入仕,致力于收藏和著述,成为一名地道的文人,但见渠家的经济状况一落千丈,心绪不宁,经常借酒消愁。民国八年(1919),渠本翘在赴友人酒宴时猝然去世,时年58岁。远在山西祁县的渠源浈在《大公报》上看到了儿子去世的消息,顿觉五雷轰顶,便病倒在床,于次年春去世,终年78岁。

  渠家的顶梁柱相继轰然倒下,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渠晋鉎,是渠家的长子长孙,就要撑起这个家了。他赴山西渠家票号里,从地下银窑挖出三百万两白银,又卖掉建筑面积数千平方米的渠家大院,把所有财产转移到了天津。渠晋鉎回到天津,与两位还在读书的弟弟商量后,雇了一名掌柜,继续沿用三晋源之名,开了一家小票号,把剩余钱财除了存在外国银行生息外,还在天津马场道盖了一栋大洋楼。

  民国十八年(1929)六月,渠川出生在这栋大洋楼里。渠川记得大洋楼的一楼全是大大小小的客厅,玻璃屏风,红木座椅,西式沙发,非常讲究,大客厅可接待往来贵客,可跳舞演戏。二楼三楼的回廊、立柱、栏杆、檐壁等,由雕花构件组成,各式各样的雕花图案时尚精美。前面大院围有高墙,院子里有碧绿的草坪和艳丽的花草,有露天的戏台,逢年过节请戏班演戏时,戏台前要摆许多桌酒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这无疑是第一流的建筑。

  那家小票号坚持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最后还是歇业了,这种结局,是票号的一个必然,但三晋源票号是晋商经营时间最长的三大票号之一。第二年,渠晋鉎三兄弟分家,他们把大洋楼卖给一个外国人,各自分到一笔可观的钱后都去租房子住。

  渠晋鉎家有十一口人,九个孩子(三男六女,渠川排第七,后面是两位妹妹),衣食住行娱乐医疗等开支,真是不得了,但渠晋鉎并不担忧,他热衷收藏,喜欢购买手卷字画和精巧的古玩玉器,不厌其多;出行必坐汽车,还带有跟班。

  抗日战争爆发,通货膨胀失控,纸币以惊人之速贬值。渠晋鉎靠祖宗的钱放在银行里吃利息,收入越来越不够用,出现入不敷出的窘况。他为了维持家用,不得不动用老本,还把自己的收藏品一件一件往外卖。那时渠川已经十四岁了,他经常看到北京琉璃厂的两个掌柜,轮流往他家里跑,过一会儿,就取走一卷字画。渠晋鉎卖完了字画卖古玩,都是他喜爱的珍玩。

  1946年深秋的一天,渠川放学回家,看到家门口停着一辆排子车(大板车),见到父亲把家里最后值钱的东西——起居室里的紫檀、红木古家具卖掉了。他心里好不凄凉,知道父亲彻底垮了。渠晋鉎走投无路,只得放下了架子,在家里收了三个学生,教他们英语,解决了自己的吃饭问题。他还把租住的楼房一楼租了出去,做了二房东。

  渠川是个懂事的孩子,渠家从盛到衰,让他省悟了许多人间道理。1948年,渠川十九岁,他考上了燕京大学,开始远走高飞。

编辑:陈亚彰|责任编辑:徐琼峰|监制:黄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