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会现场。

　　我市第一部官方编修通史——《温州通史》自去年八月份首发面世以来，受到社会的深切关注。

　　日前，温州市图书馆举办品书会，对《温州通史》书系中的专题史之一——《晚清温州儒家文化与地方社会》进行品读。

　　《晚清温州儒家文化与地方社会》全书分成三篇，除导言和结语外，共十三章，约35万字。该书上编着笔历史研究，综贯近世温州儒学传统变迁的三个阶段；中编开展思想研究，细述晚清温州儒学在礼学研究、政治维新思想、现代人道主义观念以及应对外来基督教文化等方面的多元发展；下编运用社会文化史的方法，论述了晚清温州儒家士大夫阶层的新旧派分与竞合关系，以及动物保护、照明技术等微观课题，以此具体而微地呈现儒学传统与地方社会转型之间的隐秘关联。

　　品书会活动反响大，由此引起读者对《晚清温州儒家文化与地方社会》一书的广泛兴趣，为此记者约请了该书作者、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温州学研究所副所长孙邦金教授，对该书作进一步的解读——　　

　　庄千慧（以下简称庄）：请您谈谈晚清温州儒家文化的承绪？

　　孙邦金（以下简称孙）：温州自宋代以来就有“东南小邹鲁”之称，文教发达，产生于此时的永嘉之学为作为温州区域文化的第一个高潮，为温州区域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成为现代温州人精神的历史源头。永嘉学派主张通过发展工商业、改善民生、整顿吏治、强化军备等实际性工作，来作为人道关怀和道德进步的前提基础。

　　时至晚清，从嘉庆、道光年间开始，以孙希旦、张振夔、孙铿鸣、孙衣言、黄体芳、黄绍箕、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人构成的学人团队，搜集永嘉先贤著述，绍述光大其思想，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永嘉之学又迎来了一个高涨期。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以其“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叶适语）的重商主义传统，“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极力求富，藏之于民”（宋恕语）的民本特色，抱团式“集群运作”的超强自组织能力，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温州模式”和“温州人精神”。永嘉之学、晚清维新之学和当代工商业文化无疑成就了温州文化史上三个最高光时刻，但无论哪个时期，其中“以利和义”的功利取向、“工商皆本”的重商文化、“民自为生”的民本思维、“务实不务虚”的务实态度和“坐言起行”的实践精神都是一脉相承的。　

　　庄：在传统儒学视野下，请您扼要说说晚清温州儒家文化的亮点以及作用于社会产生的热点？

　　孙：温州文化作为中国地方社会和区域儒学研究的一个微观样本，近年来颇受学界青睐。近代尤其是自1876年开埠通商之后，温州地处“中西交会之要冲”，中西、新旧思想叠加，区域社会与文化传统的转型开始加速，人才辈出。在永嘉经制之学、浙东经史之学、乾嘉考据学术以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多元激荡之下，区域社会与儒学传统的转型开始加速，表现出“贯穿古今、融会中西、以利和义、力行经世”的总体特点以及“综汉宋之长，而通其畛域”的鲜明地域特色。他们大都在西学东渐、救亡图存的历史命运驱使下亲身参与了晚清维新变法运动，并各自提出了系统的维新变法主张，引领风气之先。

　　在晚清温州叱咤风云的重要家族与人物当中，自1840年至1910年，温州地区以瑞安为中心曾经涌现出众多科宦世家与知识群体，主要包括孙氏家族、黄氏家族、项氏家族，以及“东瓯三先生”陈虬、陈黻宸与宋恕，还有与孙氏家族关系密切的刘绍宽、黄庆澄等人。其中首推的瑞安孙、黄两大世家，正所谓“自顷孙太仆学士（孙衣言），黄部郎（黄体立，刑部主事）、通政（黄体芳，后任通政使）诸先生相继名天下，天下谈文学者必数瑞孙、黄”。当时，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并称“三孙”，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并称“五黄”。“三孙五黄”一时名震浙东、名扬全国，蔚为晚清温州官学两界的代表性人物。

　　孙、黄两大世家在生活年代上大都与晚清时期相始终，命运亦不免随时代浮沉。他们与一众晚清重臣关系密切，与官僚学界耆宿平等对话，与晚清维新健将亦同气相求，这表明温州士人已经摆脱了温州一隅之地的地方性局限，在文化视野和思想格局上具有了全国性甚至一定程度的世界眼光。他们开始以群体态势参与到主流学术圈及政治活动中去，不仅实现了科举与仕宦之间的良性互动，也奠定了温州这一边缘性区域与当时学术政治中心之间声气相通的基础。晚清温州士大夫阶层的群体性崛起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标志着温州文化继南宋之后又一个明显高涨期的到来。　　

　　庄：在迭代鼎革年代，儒家文化对于当时温州社会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孙：经明清易代之际的长期沉潜之后，晚清温州文化呈现复兴之势。在永嘉经制之学、浙东经史之学、乾嘉考据学术以及西方外来文化的多元激荡之下，温州学人前后相继，不断拾阶而上，日显精深和博大气象。从孙诒让这个晚清温州文化界的核心人物，进一步推广至以宋恕为代表的“温州三杰”和在温传教近二十五年的苏慧廉等人，可以多层次、多维度地鸟瞰温州区域儒学与地方社会互动的整体面貌。书中从以下几个方面彰显了这一时期温州区域文化所取得的进展：

　　其一，“欲图自强，首在变法”（陈虬语）的维新变法主张；

　　其二，“主乎中道，辅以西艺”（孙诒让语）的西学中源立场；

　　其三，“中国之强，自强民始”（陈黻宸语）的民权主义思想；

　　其四，“极力求富，藏之于民”（宋恕语）的义利兼重学说；

　　其五，“自强之原莫先于兴学”（孙诒让语）的教育救国理念；

　　其六，“专代世界苦人立言”（宋恕语）人道主义宗教思想，以及和而不同的多元主义宗教文化理念等。

　　从总体看，晚清温州的思想界新论迭出，可谓表现清新，出人意表，表现出“贯穿古今、融会中西、以利和义、力行经世”的总体特点，以及“综汉宋之长，而通其畛域”与众不同的鲜明地域特色。　　

　　庄：众所周知，古代温州，中华文化学统下的永嘉学派、事功学说滥觞，那么温州晚清儒家文化的演绎中，事功学说理念的阐发在现实中有怎样的体现？

　　孙：永嘉之学的特点是不务虚文，力求坐言起行、知行合一，较少受政治影响或束缚，并且热心公益。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温州知识精英每每总有人能够就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系统主张，并且能够身体力行地将自身的知识资本及其社会资本发挥到极致，有着非常强烈的实践精神与社会效果。因此，力行精神当是永嘉学术展现其充沛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仅就地处东南沿海的近代温州而言，鸦片战争本身对其影响微乎其微。直到1876年，温州被列为通商口岸，次年正式开埠，西方因素才开始真正进入温州地方社会的视域，迫使人们认真对待。而在迈入近代门槛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接连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金钱会起义等内乱吸引和消耗了官绅百姓绝大部分的注意力，在起义和镇压起义的较量过程中，温州地方社会仍旧沿着传统的模式不断洗牌和重构。相对于整个中国，温州这样一个相对微观的小地方，其近代化过程表现出强大的、不容忽视的历史连续性、文化惯性和心理惰性。　　

　　庄：晚清儒家文化风习对现当代温州社会的影响及积极意义是什么？

　　孙：晚清永嘉之学作为温州区域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身的最初尝试，既与永嘉学派有一脉相承之处，亦继而为当代温州重商文化所发展，承前启后，表现出务实变通、义利并举、强调制度创新和重视人情的鲜明区域特色。

　　当然，在面对中西文化之争时，孙诒让等人“以周礼为纲，以西政为目”的中学西源论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理论困境。在面对君主专制的政治现实时，孙诒让“不是做奴隶，是做国民”的君主立宪制、宋恕的“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专制改良说等政治主张，与民主共和理念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在面对义利之辨时，永嘉之学“以利和义”的经济伦理，在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道德发展的问题上依然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在面对宗教与文明冲突时，认为“泰西之教日以礼拜天主为事，而不知返求诸身也”（张振夔语），“周、孔遗书在，耶稣教枉传”（陈虬语）的儒学中心主义，与“热心推广教化，不分中西畛域”（孙诒让语）、“孔、佛、耶稣，同归仁恕”（宋恕语）的文化多元主义与大同主义之间，又不免有着文化情感与理论上的双重主张。另外，在“成风以庶乱嫡”（薛季宣语）的正统观念与“缘人情以制礼”（张璁语）的灵活权变之间，则不免有坚持原则与政治“干进”（投机）、坚持公正与囿于人情之争议。这些问题，晚清温州士大夫们都有尝试去解决，表现出很高的文化自信、自觉以及理论建树，当然也有很多与世扞格难通的地方。

　　而如何批判继承前人的学思，光大永嘉之学传统的当代慧命与活力，让地方文化传统更好地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在更高水平上可持续发展，对于经济社会先行的当代温州来说显得尤为迫切。尤其是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突显的今天，通过区位、人力、技术、管理、政策等生产要素优化重组来进行经济转型升级固然迫切，但是温州人既有的历史积习、行为习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层面的转化提升可能更为困难和漫长，也更为根本。作者相信经过不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家文化传统在今后温州的发展中会继续得到积极而又正面的回应。（日报记者 庄千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