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徐寄庼（左）与友人在上海合影。

　　徐寄庼像。

　　徐寄庼手书联语。

　　陈旭民

　　今年是徐寄庼诞辰140周年。民国时期，温州商界有大小“三杰” 的说法。“小三杰”指的是许漱玉、吴百亨和翁来科，而“大三杰”是徐寄庼、黄溯初、周守良，却很少有人知道。究其原因，“大三杰”长期在外发展，“小三杰”则扎根温州为主。

　　从金融精英到商界领袖

　　活跃于近代上海的温州人不仅有知识群体，还有温州商人和金融家，其中，徐寄庼是在沪温州人的杰出代表。他是民国中国知名的金融家、上海商会的领导人、经济学家。业内认为他“凡所经营，均能于困难中有进展”，因此他得到了上海商界各方的推重，曾长时期担任上海市商会的领袖。1947年《工商新闻》第12期工商界人物志专栏就刊发了《金融领袖徐寄庼的生平》，他入选1948年6月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他的传记载入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的《中华民国史》。

　　徐寄庼（1882-1956），原名徐陈冕，温州鹿城区人，家住信河街周宅祠巷。好多文章都介绍其父陈瀛士曾在县衙门任职，为人重情义，因挚友徐某无子，应允以长子寄庼出嗣，改为徐姓。但实际情况是我的曾祖父将四个儿子中的三个过继给别人，所以，我大爷爷姓徐，叫徐瀛士，二爷爷姓翁，三爷爷（我祖父）留本姓陈，小爷爷姓叶。因此，我家族中产生了四个姓，徐、翁、陈、叶。徐寄庼的几个兄弟都跟着父亲姓徐。

　　徐寄庼幼年入塾启蒙，继而就读于浙江杭州高等师范学堂，1898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初入东京弘文书院学日语，旋入山口高等商业学校专习金融，1905年秋学成归国。1914年出任兰溪中国银行支行经理，翌年转任九江中国银行支行经理。1917年入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服务，历任副经理、协理、常务董事、董事长。1922年以办事董事兼任总司库，力排众议，坚持主张发行钞票准备金十足，一改其他银行以现金四成、证券六成做准备金的惯例，致社会信誉大增。历时十年，兴业银行存款额为全国商业银行之冠，进入建行以来的鼎盛时期。

　　1930年，他倡议举办西湖博览会，轰动全国。由于在金融界声誉卓著，1932年初他被任命为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副总裁兼代总裁。同年，被选为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筹备委员会五常董之一。1932年担任中央造币厂厂长。“八一三”事变后，历任上海市商会常务理事、公共租界华人纳税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地方协会理事、抗敌后援会委员、筹募救国公债委员会委员等职，团结工商界爱国人士抗日。1940年初发生了“高陶事件”（详见2005年8月6日温州日报风土版《温州知名人士黄溯初、徐寄庼相助策反——“高陶事件”轰动全国》），有人评价说，没有徐寄庼，就没有“高陶事件”，他为此被通令嘉奖。

　　1942年春，日军胁迫他出山主持上海银行公会和上海总商会工作。徐卧床称病不起，力拒伪职。1943年下半年，在中共地下党员梅达君联系下，参与抗日，代表浙江兴业银行承担部分基金，用于支持在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的旅费，后来被誉为“金融界之莲花”，身陷敌境出污泥而不染。

　　1945年抗战胜利，他以特派员身份接收伪上海市商会和银行公会。1946年，被选为上海商会理事长、上海银行公会常务理事、上海临时参议会议长、上海第一届参议会副议长。他还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经济计划委员会、苏浙皖处理敌伪产业审议委员会、逆产处理委员会、输出入管理委员会等机构的委员和“民国三十六年美金公债、库券募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银行监事及中国银行、上海市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董事，中国农工银行、中国垦业银行、上海商报出版社常务董事，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上海信托公司董事长、泰山保险公司董事长。1949年，蒋介石鼓动他随往台湾。徐以年近七十身体行动不便为辞，加以拒绝。

　　办报著书收藏

　　与其他银行家相比较，徐寄庼是金融界的文化人。

　　徐寄庼早年拜国学大师章炳麟先生为师，深研章氏《文始》一书，对我国文字的发生发展及后世音读的演变也颇有心得。1930年，章太炎送给徐寄庼银杏木篆书“寄庼”书房匾，并有释文：“寄庼二十余年前尝从余讲学，转而服贾。顷岁，属以二字题其坐右。人生若寄本昔贤常语，然庄生云：仁义吾先王之遽庐，余愿寄庼寄身于仁义而已矣。民国十九年二月章炳麟识。”引用《庄子·天运》中的一段言语，把徐陈冕的字和他对于学生期望巧妙融合在一起。

　　徐寄庼留日回国后，积极办学创刊，更体现出他的文化情结。1911年，他与留日同学黄溯初将《时事报》与《舆论日报》合并改组，创办《时事新报》。1918年，联络张嘉璈、钱新之等人共同创上海银行公会，并创办和主持了银行公会机关报《银行周报》《银行年鉴》，对全国金融业的信息交流和业务发展起了较大促进作用。1923年，他编写《日本语典》，署“永嘉松台山人”，由上海《银行周报》社、商务印书馆代售发行。

　　中国近代的币制改革问题，是他早年研究的一个重点。1919年，徐寄庼在《银行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主张废除繁杂的旧银币，建议统一货币，倡议在上海添设造币分厂，以弥补南京造币分厂生产能力的不足。这一倡议得到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响应，该会呈请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银本位币制，获同意在上海设立中央造币厂。徐寄庼还发表了《废两改元当先自废汇划银始》，主张在废两（银两）改元（银元）之前，先废除上海汇划银的票据结算方式。这些主张的提出和实现，都符合中国近代商品经济和世界金融制度的发展潮流。1928年夏，先后通过废两改元案，财政部积极筹备上海造币厂，并正名为中央造币厂。1932年，徐为中央造币厂厂长。1933年，他协同金融界同人创立票据交换所，银行同业间票据不再需要互相派人递交。

　　徐寄庼编辑并增改的《最近上海金融史》对近代中国金融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至今仍是研究我国近代特别是民国货币金融史的必读书籍。台北学海出版社于1970年10月影印出版，1978年香港存萃学社编集该书入“中国社会经济史资料丛编”，在出版说明中认为该书“为研究本时期中国金融状况最称完备之参考资料”。90年代初，该书被上海书店出版社收入《民国丛书》第四编。2009年又被大象出版社收入《民国史料丛刊》。

　　自1914年在银行工作开始，徐寄庼即注意搜集收藏各种金银铜币，坚持了20年。1934年2月，徐寄庼自印刊行了《近代泉币拓本》，将所藏近代泉币200余种拓印成册，分上下两卷。1936年5月，他又依前例为本书补遗一册，拓印泉币增至近300种。该书为研究货币沿革史提供重要参考，“虽所藏不富，而精者固已略备矣”。

　　家国情怀深厚

　　徐寄庼热心公益事业，兼任上海市政府仲裁委员、全国红十字会理事、上海地方协会和其他慈善救济等机构的理事，又特别关注家乡建设。

　　1905年秋，他学成归国返温后，即随同温州著名经学家孙诒让等一起，向温处道童兆蓉建议成立温州学务总处，孙诒让任总理，徐寄庼为管理部副主任并任日文译员。1908年初，又协同孙诒让筹建温州师范学堂，孙诒让任校长，徐寄庼任监学。

　　1918年1月，来往温沪两地的著名的普济轮失事，温州籍乘客死伤惨重。徐寄庼作为温州旅沪同乡会副会长，积极奔走，是被推举向招商局交涉的几位主要温州人之一。同年，他积极参与筹划基金，在上海建设温州会馆。1930年，曾参与主持同乡会会务，设办事处。

　　1919年7月，永嘉新学会成立，徐寄庼是其中的捐助人。1935年，建造钱塘江大桥，徐寄庼支持浙江兴业银行投资100万元。1946年12月，浙江旅沪同乡会成立，徐寄庼等十人为常务理事。1947年6月，徐寄庼与马公愚等人发起在崇农中学举办筹募基金名人书画展。

　　1919年徐寄庼还参与发起创办家乡温州第一家商业银行的瓯海银行。1923年，徐寄庼和黄溯初等人一起主持筹备瓯海实业银行，并担任董事长。1935年7月，温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业，徐寄庼也是发起人之一，并任董事长。

　　1920年，瓯海医院创办一年后，由于就诊的病患倍增，需要扩建院舍，徐寄庼等人慷慨捐赠，瓯海医院董事长吴璧华特立碑文致谢。1934年，浙江省政府批准雁荡山为名胜风景区，雁荡山成立了名胜建设委员会，徐寄庼等四十余人发起建立雁社，加大宣传雁荡山力度和雁荡山开发建设力度。

　　1941年4月，温州发生严重的米荒，饿死者日多。温州旅沪同乡会组织成立永嘉米荒救济委员会，推举徐寄庼担任主席，开展各项救济活动，至5月26日，历次汇温救济米荒经费达20万元。直到1949年，徐寄庼还担任温州旅沪同乡会的名誉理事长。

　　徐寄庼好学不倦，勤于思考，平素余暇除读书之外，别无偏好，生活也一向简朴，不重视个人资产的积蓄，平日以“勤俭忠诚”四字律己。病危之际，还不忘叮嘱家属注意节俭，一生光明磊落，胸襟坦荡，恰好诠释了太炎先生所谓：“仁义吾先王之遽庐，余愿寄庼寄身于仁义而已矣”的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