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其中手工技艺更是卓尔不群，自古有“百工之乡”美誉。尤甚是“安史之乱”与宋室南渡后，能工巧匠与士大夫南下温州，带来中原先进文化，使温州进入一个崭新繁荣时期，使原本就有深厚根基的百工技艺，得到进一步提升和发展，不仅种类繁多，能工巧匠也比比皆是，温州也因此盛名于天下。本公号今起特推“百工”系列，此为第一篇。

　　编织业形成与温州刺绣发端

　　温州的刺绣艺术，是百工之乡中不凡代表之一。从新石器晚期出土的陶器文物中，常见篮纹、网纹、绳印纹、席纹等装饰花纹，可见先民已掌握粗纤维编织工艺技法，这可以被视为刺绣艺术的发端。正是有了编织技艺的产生，才有刺绣产生与发展的空间。

　　《隋书·地理志》载：“永嘉之俗，妇人勤于纺织，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唐《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五。江南道》中记载“温州永嘉郡土贡布”，可见隋唐时温州纺织业繁荣且产品质量上乘，是朝廷贡品。唐代鼓励“种桑养蚕”政策，而早在唐之前，温州因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人们已普遍发展桑植业。如谢灵运任温州太守时就写有《种桑》督促农民种桑：“浮阳鹜嘉月，艺桑适间隙。疏栏发近郊，长行达广场”。永嘉时有“八珍蚕”，在一年中能出八次蚕。至南宋时，种桑养蚕业更成了温州家庭的主要副业。明王瓒、蔡芳编纂的《弘治温州府志》“农桑”中记录有“永嘉农桑树一万三千六百五十三株”。有桑蚕，也就有了丝绸。丝绸业的形成与产生，为温州刺绣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由于温州一带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发展，人们对生活有更多美好追求，讲究衣着打扮、美化居住环境等，因而民间日用刺绣制作盛行。过去民间妇女一般在十三四岁时，就由母亲传授刺绣针法等女红。此时针法较简单，以平针刺绣多见，在帽圈、肚兜、鞋面、枕头、披肩、荷包以及床帷等日常用品上刺绣福寿字、云纹、牡丹等一类的吉祥图案，绣制品较为单一朴素，这是温州刺绣艺术的初始阶段。

　　佛教文化与刺绣发展

三星高照 金孟杰 藏

　　随着唐时佛教文化在温州兴起和深入，不少艺人应需刺绣佛教用品，他们带着虔诚之心而做事认真仔细，使得精品迭出。1966年，瑞安仙岩寺（今属瓯海区）慧光塔出土了三方北宋时期的“双面绣经袱”。这是迄今为止温州刺绣工艺存世最早、有明确年代的实物。有专家认为，其针法基本继承唐代技巧，多以平针，长短针等为主，刺绣的丝线色彩简洁，讲究图案工整。可见双面绣技艺已从单调朴素的日用品，发展到佛事绣品精巧的高度。而在唐咸通八年（867），温州德圆和尚还曾托人送给日本圆珍和尚一幅佛像绣品，这应是温州最早出口日本的刺绣品。

　　到宋元明清时期，由于佛教文化的兴盛，温州刺绣艺术发展迅速。不少宗教用品如长幡、莲花座、旌旗、宝盖、袈裟等等均与刺绣艺术融在一起。自朝庭南渡以来，温州文化呈现多元色彩，民间信仰活动十分盛行，如庙会、迎佛、祭神、驱邪等活动，持续不断举行，其中不少用品都离不开刺绣。而民间信仰活动中，戏曲表演是“娱神娱己”功能的主要方式，其戏装更是离不开刺绣艺术来装扮。此外，人生的各种礼仪如周岁鞋帽、嫁妆服饰、床围、贺寿挂屏等，都少不了讲究的刺绣艺术。正因为刺绣艺术应用广泛，推动刺绣针法、丝线色彩的丰富发展。

　　佛教的发展不仅推动提升刺绣，也使其种类和用料趋向多样化。在唐宋佛教鼎盛时期，不少信女为表达虔敬，取用自身头发绣制佛像、佛经等，从而形成发绣艺术。根据已有资料文献，温州发绣在元时已形成，最早留存的作品应是温州画家王振鹏的《端阳竞渡图》。该作品以滚针绣线法，讲究线的深浅、疏密、平行、交叉之不同，来区分建筑各部的质感、材料和体积感，是早期发绣艺术的经典之作。王振鹏的学生夏明远也是发绣高手，有《滕王阁》等发绣作品。但元代以降，发丝绣制佛像、山水作品虽然也有，但发绣整体发展时断时续，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温州发绣艺术才得以回归，逐渐成熟，成为温州刺绣艺术中亮丽的艺种之一。

　　口岸开辟与绣品输出

　　 ▲刺绣女工　孙毅/摄

　　清同治八年（1876），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随着瓯海海关的建立，进入温州的大批外国商人、传教士，对温州传统刺绣十分感兴趣，尤其是十字花绣品的图案优雅，针法简洁，深受喜爱。于是他们运来应用于餐桌的各式台布等，在温州办起花边商行，招募民间挑花工，按欧洲流行的图案进行十字花台布生产。如外商“爱利渤”与温州黄启文父子等在温州开办有六家十字花台布挑花局，并在上海设立总局。当时洋布、洋纱已大量进口，商人将进口洋布、彩色绣线送到农村，按国外样版进行挑花。这些十字花边台布、盘布、手巾、椅背套等产品经上海销往意大利、比利时、瑞士和巴西等国。到1930年，温州各地从事花边生产的绣工达三万多人，“挑十字花”也因此成为温州民间妇女谋生及贴补家用的经济来源。

　　民国时期，温州设立了刺绣局，在温州城区府前街、五马街、打锣桥等处，均设有刺绣点，雇用民间男女绣工做刺绣品。除绣制日用品外，也试绣画片。如林玉笙、林森友、林志松等都是温州较早试绣画片的有名艺人。这一时期温州刺绣受上海顾绣影响较深，吸收了顾绣的针法及绣画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使温州刺绣针法多样化，作品更为精致。此时由于不少文人墨客的加入，这一时期的画片绣品摆脱了民间实用品的通俗，趋向审美性，逐渐走向高端。香港、台湾地区客商订货量增多。一些较有名气的艺人也开始创办刺绣作坊，如“美艳”“美大”等绣花庄相继开设。当时城区男女绣工陡增到八百余人，技艺高超的名艺人的有四十余人。名艺人林玉笙系温州名画家汪如渊的学生，他所设计绣制的作品在市场上十分抢手。值得一提的是，画家蔡墨笑（名锐，字墨笑）创办“扶秀女塾”时，还专设刺绣科目，培养了众多刺绣人才，这应该算是温州第一所的刺绣学校。

　　抗日战争期间，温州三次沦陷，城区绣铺、绣坊纷纷倒闭，刺绣艺人大量失业。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温州绣铺绣坊所剩无几，惨淡营生。

　　国画艺术结合瓯绣技法

玉兔呈祥 1963年 温州市瓯绣厂 绣制

　　新中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温州刺绣如枯木逢春，生机勃发。1952年，在人民政府的“保护、发展、提高”方针指导下，老艺人纷纷归队，刺绣也由代工坊走向合作化道路。1955年，画家林志松应温州刺绣名艺人刘松青、张仲光、尤诚兴等人邀请，从上海返温，兼任两个刺绣合作社画师。仅1957年就有两百余幅白描绣稿问世，人物、仙佛、花鸟、山水、走兽无所不精，既体现温州地方特色，又兼顾工时成本，画片绣品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各国。

　　1957年，著名画家苏昧朔从上海回温，被温州市刺绣生产合作社聘为主任设计师。他把国画艺术与瓯绣艺术巧妙结合，提升了瓯绣（1958年温州刺绣被命名为瓯绣）的艺术品位，其间创作的大量人物绣稿订货率高，促进了瓯绣人物绣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瓯绣厂又吸收大批设计人员，如周悦林、徐仲凯、胡崇德、张仲光、张国民、张祥春、徐陈宁、木昭妙等，他们也创作了大量瓯绣高端产品，国家展品、礼品不断涌现，在国内外展览会上绽放光彩；20世纪70年代，瓯绣画片外销市场鼎盛，产品远销东南亚20多个国家。正是由于这些画家不断加入设计队伍，给瓯绣艺术创作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也使瓯绣产品在国际上热销。当时瓯绣厂专业人员和外加工人员达到两千五百多人，加工点扩展到整个温州地区。

　　1962年，瓯绣厂专门成立了展品组，集中绣艺高手，专以创制国家礼品及出国展览精品。次年，张国民设计的瓯绣《月夜琴韵》就被选为国家主席刘少奇出访印度尼西亚的馈赠礼物。1979年，由周悦林设计，杨秀芳、黄红柳、施成权、吴一平、陈午影、金微、陈玉英、张玉英、邵微、朱彩莲、陈玲玲等人绣制的大型瓯绣挂屏《红楼梦十二金钗图》，在香港举办的中国丝绸服装绣品展销会上轰动一时，被国外贵宾高价收藏。1980年，由张国民设计，朱彩莲、杨秀芳等人绣制的瓯绣圆屏《锦羽迎春》《雄姿奋发》被陈设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室内。1984年，设计师周悦林再绘巨幅《刘姥姥游大观园图》，作为《红楼十二金钗图》的续篇，在由联合国亚太区经社会举办的首届亚洲丝绸博览会上展出，被海外人士誉为“绝世珍品”，后以二十七万港元被客户收藏。瓯绣随着精品不断而声名远扬，与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青田石雕齐名，被誉为浙江著名的“三雕一绣”。

　　十字绣

山之恋 2020年 刘 丹 绣制

　　新中国成立后，温州十字绣生产和创新也得到极大提升和发展，先后成立有温州地区花边厂、温州花边厂等单位，有专业职工千余人，外加工队伍最多时达三十万人。20世纪50年代初，温州十字花边设计老艺人有陈绵芳、熊成坤、黄正芝等，之后为了加快十字绣发展，引进了一批年轻抽纱专业设计人员，其中吴祖熙、李云华、杨奇明、王劲忠、陈晓云等人。这批新生力量进入十字绣行业后，温州地区花边设计打样能力与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设计出近万个新花稿，产品由原来的三个增加到二十多种两千多个规格。外销样品成交率与订单大幅增加。1968年开始，十字绣的拼接上突破了井字拼习惯作法，改为挖心拼，显示出独幅宽门面布料制作的台布效果，得到了外商的好评。同时在针法上改变了传统的单一十字绣，采用十字绣与勾针、菲力、雕绣相结合，极大丰富了品种的表现形式，提升了档次，使产品色彩进一步丰富，立体感得到加强，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1972年，温州市花边厂设计室主任吴祖熙受命为尼克松总统下榻的杭州西泠饭店总统套房设计与制作窗帘。该项目前后历时三个月，设计制作的总统套房大型菲力窗帘“西湖全景图”获得省军管会及省二轻局表扬，提升了温州十字绣的知名度。期间，温州十字绣还涌现出不少由吴祖熙、杨奇明、叶鹤亭、朱方炎、陈启雷、王劲忠、陈锦芳、杨建华等人设计的优秀产品和佳作，并受到客户的欢迎。1980年，十字绣出口达到高峰。全地区年产值高达1.76亿元。1992年生产总值为216.2万元，出口交货值214.2万元。产区分布于温州、乐清、瑞安、平阳、苍南等地，产品以外销为主，销往欧美、非洲、中东、东南亚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温州发绣

发绣《孙中山》魏敬先 /制

　　温州发绣尽管历史悠久，但由于长时间的断层，其状况一直处于频临灭绝的境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魏敬先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染织专业毕业后，分到温州瓯绣厂从事瓯绣设计和创作。他将坚实的绘画功底运用到发绣中，开创了温州发绣辉煌的起点。1970年开始，温州发绣以其独特的艺术和工艺价值，逐步发展成具有“国礼”美誉的工艺美术品，尤以“名人肖像”绣为其特色题材。魏敬先教授先后为世界许多国家元首、多位名人制作的发绣肖像，均被作为国礼赠送，为国家文化及东方艺术传扬做出了杰出贡献。发绣人像作品走进了英国白金汉宫、荷兰王宫、马来西亚首相官邸、美国白宫、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纽约联合国总部等地。他先后赴日本、荷兰、马来西亚、美国、阿联酋等国家进行讲学和举办艺术展览。

　　1991年，温州师范学院（温州大学）成立“温州市人像绣研究所”。自成立之后，温州发绣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年轻的优秀发绣传承人和作品。其中，孟永国创新地把传统单色发绣发展成“彩色发绣”，作品具有工艺特质的艺术倾向明显，入展国内各级展览会；新创的“做底补色"法，使温州发绣形式向多元化拓展；倡导”因物施针、法随心意“创作理念，使温州发绣有了自己的艺术规格。他研究所其他人员也频繁在国际上进行文化艺术交流，发绣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外国元首，深受欢迎。如：1995年，为荷兰女王绣制发绣肖像，由温州旅荷侨领面赠女王；1995年，发绣作品《李光耀像》作为温州市政府的礼品在新加坡经贸洽谈时由副市长蒋云峰赠送给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1996年，为巴基斯坦总理贝·布托和尼泊尔国王和王后绣制肖像，作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出访南亚四国时的礼品；2002年，发绣作品《叶利钦》作为江泽民主席的礼品赠给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发绣外交”闻名遐迩，饮誉海内外。

十字绣女工  孙毅/摄

　　进入21世纪以来，温州刺绣创作水平不断提高，佳作迭出，获得包括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金奖等诸多荣誉。作品不断被国内外博物馆或故居收藏。而作为我国六大名绣之一的瓯绣，2008年被列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绣也在2021年也被列为第五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十字绣则被列为省级非遗项目。如今，我市的鹿城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刺绣艺术之乡”，这是对温州刺绣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但我们有理由相信，无论在低潮或是高潮，温州刺绣人会像他们的前辈一样，在穿过这长长的时空隧道时，执着地继承着他们传统技艺，以银针穿丝线，用素手绣成自己一个美好的梦。

　　附：刺绣作品欣赏

穆桂英绣像 刘松青绣制

群鹰翔集图 张国民设计 市耿明瓯绣研究所绣制

选自戈葆栋作品 施成权绣制

瓯绣 潘天寿作品 2006年 48×48cm 林 媞 绣制

萧惠珠作品 2014年 64×46cm 季春英 绣制

母子图（宋画） 2018年 63×43cm 项玉芬 绣制

生命颂歌（125×42cm）孟永国绣制

东坡投石 116×35cm 林玉笙（清末）绣制 金孟杰 藏

来源：温州文史馆

原标题：飞针攒彩线，素手出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