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读到温籍翻译家赵瑞蕻的文章提到他温州中学时代的教师陈逸人之事，使我这位今年94岁的老人，对陈逸人先生重新唤起深切的怀念。

　　陈逸人先生是我1946年—1948年在温州中学读高中时的国文教师。1949年后，温州办起了温州师范专科学校，陈先生和我都在该校中文科任教，我们成了同事，但他是老前辈，所以我仍以老师之礼敬他，遇有学业上疑难之处，常向他请教。每年春节都到他家中向他拜年，有时还带几个学生在他家做些清理卫生工作，把他家的桌椅板凳清洗干净。

　　陈先生家道清贫，生活简朴，但家中藏书很多。他毕生从事教学工作，学识渊博，所以我常问他有什么著作传世，好让我们后辈人阅读请教，但他总是回答说“没有”。几年后，陈先生仙逝了，那时我正在整理温中老教师的遗墨资料，甚至把一些老师青年时代在浙江省立十中（温中的前身）读书时所写的文章都找到了，但是就找不到陈先生的遗墨。我心中颇为怀疑，于是访问陈先生的儿子陈念祖和女儿陈申吾，因为他们兄妹二人都是我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但他们都说陈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只是教书，没有写过什么文章。

　　偶读赵瑞蕻的文集《离乱弦歌忆旧游》，书中的《我与比较文学》《瓯海在呼唤》两篇文章都提到他三十年代在温中求学时，曾与几位爱好文学的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出版过两期《中国文学》大型刊物，由陈逸人先生为指导师，并说陈先生曾以“伊任”(谐音“逸人”)、“鲁君”等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过《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和《说傩》等文章。

　　得到了这条线索，我在温州市图书馆找到了第二期《中国文学》。这是尘封了七十余年的旧刊物，纸色发黄，纸质严重破损，有些摺缝之处，已败如粉末，稍一移动，可能粉碎脱落。我小心翼翼地阅读一遍，确有陈先生的《说傩》和《傩与戏剧》这两篇文章。我心中大喜，如获至宝，立即请交复印，凡有字迹模糊或破损之处，均按陈先生所指引的出于《左传》及《史记》的引文，逐条核对补正。

　　先说这篇《说傩》，“傩”是什么，陈先生在开头即说：“初民巫术的遗刑，周代打鬼的礼式，汉朝逐疫的把戏，宋元戏剧的发端，现代蛮俗的残余。”这五句话，是用历史发展的观点，概括地说明了“傩”是什么。其实，傩就是以活人戴上恐怖的面具，扮成妖魔鬼怪的模样，载歌载舞，用来祭祀神灵、驱除恶鬼的一种原始歌舞（戏剧）形式。在古代人们处于智识蒙昧时代，对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能正确理解，以为这是恶鬼作怪，只有通过傩祭的方式，以驱除恶鬼，以求福佑。恶鬼总是凶恶的，于是人们就戴上恐怖的面具，扮成比恶鬼更可怕的形象，用以惊吓、驱除恶鬼，这就是傩祭产生的思想根源。至于傩祭的活动是怎样呢，陈先生在文中引《周礼·夏官》说“狂夫四人，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这就是说，由四个莽狂大汉，扮做方相（一种非常恐怖的神像），披着熊皮，戴着黄金四目的假面具，穿着黑色的上衣，红色的下裳，手舞戈盾，带着许多人入堂驱鬼，把恶鬼惊跑。

　　陈先生又说，汉朝张衡的《东京赋》里也有述及傩事，并说被驱除的群鬼共有十三种。可见到了汉代，傩的仪式更加复杂了。现在虽然进入新时代，但生活中仍然存留着许多古代傩制的残余习俗。古代的傩是为了驱鬼求福，而现代少数民族社会中残留的傩制，已逐渐演变为民间文娱活动的形式，由傩制变成戏曲演出，这是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陈先生在文章的末尾，写着“一九三四·十一·廿一。天惨云凄，鬼哭神号之夜，写于温中一院西楼”，这一行字当然是有所指，可惜陈先生早已仙逝，无从查证了。

　　另一篇《傩与戏剧》，文字较简约，可能是前文的补充。

　　至于《中国文字》第一期，市图书馆没有收藏，我知道赵瑞蕻生前曾在南京大学任教，于是2011年，我便托南京的友人向有关方面代为查询，总算找到《中国文学》创刊号的复印本。这一期的刊物上登载了陈先生以“伊任”为笔名的遗文《中国古代的“波尔打吃”》和作为补白的短论《中国古代的图腾崇拜》。陈先生在文章的开头即把“波尔打吃”的制度概括为三条：一、争取政权的必经手续；二、经济上的交换行为；三、杀人以祭的宗教仪式。接着，又解释“波尔打吃”的含义，文章说“波尔打吃”是社会学上一个名词。它是古代一种意义很复杂的社会建设，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换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夺取政权的政治手段。”

　　至此，陈先生当年刊登于《中国文学》的四篇遗文，总算再现人世。而《中国文学》到底在何年出版，现有各种资料众说不一，现在看到复印件与原件，明确记载创刊号出版于民国廿三年六月，第二期出版于十二月。真凭实据，明确无误。

　　此后，我又想，陈先生一生难道只写过这四篇文章么？再次追踪，后来又在《温师建校七十周年纪念刊》上找到陈先生为温师写的校歌，又在瑞安中学校史馆中找到陈先生为瑞中写的校歌。至于陈先生是否还有未被发现的遗文，那只有等待后人的努力了。

郑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