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年坊位于信河街西边，南与丁字桥巷相邻，北倚应道观巷，全长不到300米，巷内没有一间店铺，家家门前种花栽树，是一条清清幽幽的小巷。

　　“舟楫毕达，居者有澡洁之利，行者无负载之劳”，《永嘉县志》中的这句话是对庆年坊古貌的最好评述。

　　过去的庆年坊，这边是路，那边是河，河道上有石板桥儿通到门台，家家户户前门靠街，后门临河——听庆年坊居民沈爱香大妈的指点和介绍，古城“水巷小桥多”的特色被复活在我们眼前。

　　黑瓦，白墙，灰色字画。门额横批是“气象万千”，右左对联为“国安家庆”“人寿年丰”，左边外墙上有一块“诗词院”的匾。庆年坊26号是一座“二退”三间古民居。没有大宅门的恢宏气势，却有小院人家的古朴清幽。进门是一个30多平方米的道坦，左右种着茂盛的花花草草，一棵挺拔的玉兰树临风摇曳，芬芳扑鼻。西向院墙有一扇一米见方的翠绿琉璃花窗，内由9个十字状桂子图案组成，相当精美。间隔2米处，又有一爿花墙，其图案是菱形花卉，紧挨花墙还有一扇椭圆形雕塑。前厅屏风上有琴棋书画的木刻装饰，东边间的登门上部也是“蝙蝠拥寿”的木雕。

　　听说，过去这小院道坦东边墙壁也有琉璃花窗、花墙等，与西边对称。椭圆形雕塑东边图案是“刘海钓金蟾”，西边是“仙人捧寿桃”，到过这院子的人，个个称赞图案生动，雕工精细，“文革”时，被红卫兵凿掉了。东边墙壁也因屋主人的变迁，被改建为出入的门地。

　　庆年坊 陈耀辉 摄

　　庆年坊巷弄不长，大概只 200 多米，从信河街这头起，过去西边有 5 个相连装饰也相似的门台，分别是陈家、沈家、陈家、黄家、池家，这些人家虽不是大户，但都还能称得上“小康”，门台装饰、院内布局，建筑设计都比较考究。现在这些老宅虽年久陈旧，其“古色古香”仍能从那些尚存的雕梁画栋、门窗装饰间隐隐约约地显示出来。除东端陈家老屋，因为信河街拓宽，已被拆为平地，其他几座院落门台基本保持原貌，但内部大部分被改建得面目全非。

　　42 号池宅，在庆年坊也算是个大宅门。“老屋是二进七间，两边还有三间厢房，前门进来是个大花园，西边还有小花园，现在只有这一堵花墙是当年遗迹。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小花园地基上建了一座二层四间楼房，作‘市工商局摊贩管理委员会’办公楼，后又成为他们单位职工住房……”；“池宅内花园有两个，一小一大。大花园里古树参天，遍地花草。池宅正门一般情况都不开，出入由后门。只有过年过节，或者喜事丧事时才开正门，我小时记得，八月十五，池宅赏月可热闹……”庆年坊的邻里如是描述当年池宅大屋。

　　池家老屋是池春荪先生的父亲池炎亭约于民国初年时从人家手中买来，当时这里是米行，池家经改造，变成住宅，占地约有七八百平方米。池炎亭过去在海关做事，专门从事报关工作。他乐善好施，在街坊邻舍中口碑很好。池家的后代大多从事医务工作。

　　池家的下代中，也有很多名人：池芳荪的女儿池渌，曾是温州少艺校校长，其丈夫张思聪是温州著名剧作家，他有好多剧本被拍成电视剧，如《何处不风流》《远洋船长和他的妻子》等，尤其是《喂，飞亚特》让温州小城名扬四海；池桐荪的儿子池雷飞曾担任温州二医院长，女婿张烈是与南戏结下不解之缘的温州瓯剧团编剧，他将古本《张协状元》进行改编， 参加首届全国昆曲艺术节演出，引起轰动。

　　东边的民居，除一些零星小户，就算陈宅最有气派了，它几乎占据庆年坊的半条巷。过去陈家门台外有石板桥、小凉亭。院内的后花园有池塘、假山，排场不小。他们家高墙大院，长年闭门，所以对陈家情况街坊们都不了解。听说他家下代新中国成立后都移居到国外了。后来大院中房产有的卖了，有的被国家经租。这里曾经办过八幼，现在是鹿城教育工作者活动中心。

庆年坊17号中共地下交通站 陈耀辉 摄

　　在白色恐怖年代，庆年坊十七号曾经是温州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因为参加反对蒋介石运动，温州青年黄世寅被反动当局开除学籍，并列上了黑名单，在党的指引下，1947年初春，黄世寅结束了在瓯海中学的求学经历，上山参加了浙南游击队，不久，中共浙南特委永嘉县委书记曾绍文找他谈话，说组织上决定派遣他担任地下党交通员，马上返回温州城区，在庆年坊十七号建立地下党秘密交通站，完成一项重要任务。

　　当时国民党在各大城市实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疯狂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和支援浙南蓬勃开展的游击战争，也为了营救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中大批在革命斗争中暴露身份的学运骨干和知识青年，组织了一条地下秘密通道，帮助这些处境危险革命者撤退，秘密护送他们转移到浙南游击区。

　　这条上海—温州城区—浙南游击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中心纽带，便是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黄世寅先生的妈妈、妹妹、哥哥也都投入这项工作。

　　带着神圣的使命，黄世寅在游击队交通员岩柱的带领下，又出了山，回到自己在庆年坊的家中，岩柱同志就成为黄世寅与游击队联络的单线接头人。在地下党的精心策划下，黄世寅与另一位叫陈田畴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接待、安置、护送大城市撤离下来的革命同志。陈田畴的父亲叫陈一民，原来是永嘉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陈田畴家在张府基，有一座建筑精致的洋房，在陈田畴的安排下，那里也成了南下温州的革命者的落脚点。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县党部书记长的别墅里，有共产党在秘密活动，更想不到国民党书记长的少爷竟是地下党交通员。

　　黄世寅先生当时的公开身份是温州建国商校（温七中前身）的图书管理员，他们与上海秘密联络暗号是“棉花棉纱”，上海地下交通站发来“棉花棉纱”电报，就表示有同志要疏散过来了，电报也不能发到庆年坊，为遮人耳目都发到张府基陈一民别墅。在当时，温州与上海之间，做棉花棉纱生意的人很多，这种电报从上海来不会引起怀疑。

　　交通站一成立，转移革命干部的任务接踵而至，浙南游击根据地对那些在国民党统治区黑暗中苦斗的革命青年有巨大的吸引力，他们日夜盼望到游击队与敌人真枪实弹地干，四面八方的革命青年陆续沿着这条地下通道进入浙南游击队。

　　“棉纱三件即日启运”，首批从南京转移来的同志叫王晋、王苇、吴疆，刚安顿好他们三人没几天，第二封电报又来了：“棉纱棉花各一件，明晨到温。”第二批来的是一对夫妇，男的姓严，本来是上海地下党安置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身份暴露后，被敌人四处追捕，组织决定送他到游击队；女的姓应，美丽而典雅，也是地下党员，她要跟随自己爱人到浙南来。她说国统区的黑暗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向往根据地能自由呼吸的空气，所以毅然地跟随爱人上战场，伉俪同赴斗争一线。

　　山上交通员因为敌人封山出不来，又不能将他们与张府基那三个青年学生住一处，两批人不能直接接触，党组织有纪律。黄先生就把夫妇俩安顿到自家小阁楼上，由母亲照顾他们，他们在庆年坊十七号住了十来天才上山。

　　“在血雨腥风的那段日子里，庆年坊十七号地下交通站为浙南革命根据地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骨干。我和陈田畴、岩柱等人在地下党组织曾绍文、冯增荣等人领导下，怀着一腔的热情，在看不见的战线上与敌人斗智斗勇，冒着生命危险，圆满完成组织交给的一个又一个任务，护送革命的生力军安全到达浙南根据地。”黄世寅如是表述。

　　后来因为秘密暴露，地下交通站受组织命令解散，黄世寅也紧急从城区撤离，他又回到战友当中，与游击队队员一起为新中国成立浴血奋斗。

　　久远的传说给幽幽小巷平添了几分古雅的意韵。

　　庆年坊的原名为“庆善坊”，其名与宋朝兵部尚书蔡幼学有关。史料记载，蔡幼学，原名蔡有学，自小就酷爱文学，年轻时喜欢与人家吟诗作联。他一贯虚心好学，有不懂就拜人为师，诚心求教。一次，他遇到一难典，悉心求解，不得要领，后来听人讲杭州灵隐寺有一方丈精通文典，他便不辞辛劳，跋山涉水，前往求教。由于蔡幼学刻苦钻研，努力进取，学识不断增加，仕途也一帆风顺。他先中进士，再升为宝谟阁直学士、万寿官等，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兼太子詹事要职。

　　走上仕途的蔡幼学一心为民办事，不图荣华富贵，只求多学多才好为百姓谋福，他处处警勉自己“只有学而不止才能为民办好事”，为图自奋，他将自己名字中的“有”字改为“幼”字。晚年的蔡幼学就定居在庆年坊， 坚力为百姓办公益事。宋绍圣二年温州知州杨蟠敬慕蔡公的为人，为纪念蔡幼学贤举，将他定居之处取名为“庆贤坊”，因谐音，后演变为“庆善坊”。明代后，为喜庆丰年，又将“善”改为“年”，以后百姓就叫此巷为“庆年坊”，一直沿用到现在。

　　现在的庆年坊可是社区居民诗意生活的清净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