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妇产科发展史》

1982年我从浙江中医学院毕业，师从温州市中医院的吴国栋主任，从事中医妇科工作。作为一名男性的妇科工作者，在他独立门诊的时候，通常会受到女性患者的“性别歧视”，大有“门外可设雀罗”之叹。

为了充实上班的时间，我觉得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补充大学读书时《中医妇科学》书中发展史内容过于单薄的缺憾。

“文革”之后不久，是知识萧条的时代，新华书店好久都没有几本新书，要写相关的妇科史文章，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的内容，参考书便是一大难题。设在县前头的温州市图书馆以及沧河巷的图书馆古籍部，便是我经常要去寻找资料的地方。二十四史我从大士门的温师院中文系张如元先生管理的中文系图书室中借得，每借一本，读完交还，再借一本。我的大学同学，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朱建平同学寄来了甲骨文中关于生育内容的拓片，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复印件，补充了战国时期妇产科的重要资料。所有资料我分为粗读与细读，粗读的资料在上班的空隙时间翻阅，细读的资料则在家中仔细阅读。通过我慢慢搜索，集腋成裘，将多个朝代妇产科历史的文章写成之后陆续发表，先后在各种中医杂志上刊登了《论中医妇产科学在宋代的变革》《唐代妇产科学概况》《汉代妇产科略述》《晋代妇产科学术成就》《历史的反思---论封建礼教对明代妇产科学的影响》《中国的婚育历史及其医学卫生认识》，其中，关于唐代和晋代的文章，还是发表在一级期刊《中华医史杂志》中，令我深受鼓舞。

随着多个朝代妇产科历史文章的发表，我逐渐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能够写成一部妇产科发展史的著作，该有多好啊！

要完成一部前人没有写过的《中国妇产科发展史》，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除了中医妇科的职专业之外，还涉及经、史、子、集、考古、文学、哲学等内容。读书，做卡片、写草稿、修改草稿、誊清稿件，用圆珠笔将一部书稿一笔一字地誊抄，一书三易其稿，这种“爬格子”是一件很苦的差使，写作用的是当时稀缺的400格稿纸，为了减少写书时稿纸的消耗，我会用一张半透明的白纸放在格子纸的上方，透过格子纸，在白纸上写书。在写一式两份的终稿时，会将白纸放在格子纸的下方，通过复写纸，将书稿印写下来，自己保留。当书稿杀青时，耗时8年，全书字数已达21万。

1988年《中国妇产科发展史》脱稿在即，长大的女儿也到了该论嫁的时候。一直在暗中支持我创作的父亲知道我遇到了出版的难题。年关接近，一直称父亲为恩师，在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温端政先生来到我家探望父亲，由于师生关系非常融洽，父亲在留他用饭的时候，将我遇到的困难告知了温端政先生。温先生听后说，在山西，他有出版界的熟人，回去可以先帮我了解一下出版情况。

1989年1月12日温端政先生在给父亲的信中说：“今天上午，应邀拜访了山西科技出版社潘编审（注：其实也是社长）……他说这本书选题好（妇科史前人未专论过），填补了空白，内容也好，资料丰富，文字也好，很流畅。他们决定采用。”对方唯一的要求就是需要我帮助征订，以便多印一些。

读了温先生的信，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我也知道“一本书主义”，我或许这一辈子只能够写出这一本书，而且真的还要写好它！

此后，温先生和我直接尺牍往来，交流山西科技教育出版社对出版《中国妇产科发展史》的态度变化，以及他不断地与出版社负责人沟通交涉的经过。至1989年7月4日，他给我写信总计11通。原先出版社只要求我帮助征订的要求，最后变成了我与出版社协作出书的唯一方式。这样一来，我就得向出版社交纳管理费、审稿费、文内设计费等共计1480元，在经济上自负盈亏。虽然温先生一再说，这对于月薪只有40来元的作者，压力过重（不吃不喝，需要积累三年的工资才够），而出版社一方只是一直诉说自己难以为继的苦衷。无奈之下，唯有我接受出版社的要求，这书才能够出来。最后这份“协作出版协议书”的甲方是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乙方是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我与温先生分别在代表一栏签字盖章。书稿由于出版社无人可以审稿，便委托温先生审稿，温先生对于中医陌生，最后还是由我自己把关。事先温先生曾经答应将书稿放在他的《语文研究》编辑部排版印刷，后来他来信说，外出开会期间，印刷厂排版车间发生重大失盗事故，目前已经无法排版了。1991年5月9日温先生来信告诉我，他已经到出版社代我交纳了所有要交的款项。

温州亚热带植物研究所的吕书缨研究员得知情况后，拿出一笔钱，以解决我经费捉襟见肘之短缺。

由于《中国妇产科发展史》是协作出书，只能自行征订和发行。征订的数量关系到印数，印数的多少又关系到出书的成本，所以征订工作对于我来说，十分重要。但是征订图书的渠道不通畅，我只能向国内各个中医学院的图书馆和妇科教研室毛遂自荐，寄发征订单，每寄一份征订单都需要捌分邮票和一个信封，每寄一本书，邮费更加可观，我的两位学生给我一点邮费的赞助。

发出的征订单较多，收到的回复则十分有限，我的一位在天津武警医学院当领导的同学，竟然一次订了十本，此举让我感动不已。收到的回信当中，除了征订之外，也有同时推销自己作品的，因此，我们之间互订，作为推销的另外一种方式。最终征订数也就是两百多本，加上要送交出版社的七十本样书，我决定该书总共只能印刷五百册，定价为6元。

在印刷之前，首先要完成封面设计的事情。为了节省开支，我想到了挚友，温州第三中学的美术老师李振淼。一周之后，振淼立即将设计好的封面图样呈现在我的面前。封面用淡肉色作为底色，书名用一种特殊的字体写成，在书名、作者名字的下方，是一个白色的瓦当样拓片装饰，下方是出版社，最下方是与瓦当统一的花边图案，看上去既古典，又大方，让我赞不绝口。

当时，温州有国营和私营的数家印刷厂，业务均较忙碌，但是收费标准均难以接受。市面上还刚刚推出胶印印刷的广告，称排印速度极快，印刷质量上乘，但是一打听价格，一下子把我的头吓缩到肚子里去了。我的初中老师黄世中告诉我，他有个学生叫陈培，在温州科技报的印刷厂当厂长，凭他老师的面子，或许可以讨个相对便宜的价格。1991年5月陈培根据印数一千册的排版、印刷、装订、校对、裁切工序，拟了一份价码表，总价是2937元。与其他印刷厂相比，这收费也只是略微便宜了一点。

封面、文内纸张选择，我也完全遵照能用、便宜为原则，不敢追求奢华与漂亮。文内的四面插页，是用高中一位同学送来的一些复印纸复印而成。文内的一张甲骨文拓片，还是自己用黑笔描摹下来再去复印的。当时封面印刷刚刚有一种新的复膜工艺诞生，即在封面上烫上一张透明的薄膜，会使书面有焕然一新的感觉，但是收费也不菲，所以我决定只复膜50册，作为赠送贵宾之用。

温州科技报的印刷厂是用手工铅字排版，中医的书籍有许多难字、冷僻字，加上排字工人的素质不高，他们愿意去排普通的文章，也不情愿排这本书的，因此这书的排字速度极慢，错误甚多。我的爱人会隔三岔五地骑车到黎明西路的印刷厂取样张，待我修订完之后她再送回重排，取新排版的样张，如此反复，不厌其烦。遇到铅字缺乏，我就到温州日报的排字车间借用，借用不到的字，就利用周日，与我爱人一起骑自行车到排字车间自己造字，那时车间空无一人。我用带去的钢锯将夹在台货钳上的铅字逐一肢解成两份，甚至三份，然后将其拼凑好，再用细线绑定，补进空缺的排版位置。书中有四个甲骨文字体，铅字中没有，刻字先生也无法解决，只好请父亲熟悉的微雕专家潘美新完成。一部约21万字的书，排版、校对，几乎花去了半年的时间。

《中国妇产科发展史》排版完成之后，便进入印刷阶段。印刷过程理应是比较简单的，我算计好成书的日子，与我向温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申报科技奖励的截止时间衔接得几乎天衣无缝。但天有不测之风云，印刷工作未及一半，科技报印刷厂的车间突然停产，原因是拖欠电费，而被电业局强制拉闸停电，电闸上还赫然贴着封条。

百般无奈之下，我只能转移阵地，将已经排好版的沉甸甸的铅字一排一排地从楼上抬到楼下，装车运到荷花路的红专学校印刷厂继续印刷。由于申报科技奖的时间已近，我只能下班之后每晚给工人买点心，陪着她们加班印刷到12点钟。待印刷完毕之后，还要折页、装订、粘贴封面，最后是裁切，等到我送评奖样书给温州市科技局时，书脊上的胶水还未干，时间已是1991年的年底了。

然而二十八年过去了，由于《中国妇产科发展史》发行量很少，能够读到的人十分有限，近些年不断有人企图通过网络购买该书，但最终还是无法得到满足，于是网络上出现了可以下载阅读的该书的PDF格式的电子版本。更有甚者，在网上出现一本我赠送给温州医学院名教授谷振声的赠签本，标价416元。

为了解决当今读者对《中国妇产科发展史》一书的需求，我于2014年改写，定名为《中医妇产科发展史》，并交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想保持原名，出版社不同意），估计该书今年可以面世。

至今我已经出版了九部书，还有九部已经与人民卫生出版社签约，等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