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江口

渔民在岸边整理渔网

渔船泊在飞云江上

　　早晨，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霞，把飞云江河口映照得一片清亮。我在飞云江北岸的飞云渡徘徊，不是为了等候渡船去往哪个地方，而是来寻找飞云渡作为历代重要渡口的文化内涵，是来感受这里的沿岸江滩作为中国黄金海岸线重要节点的独特风貌。

　　飞云渡的故事大多被江水带进了大海

　　正是平潮的时候，浑黄的江水把河床淹没得没有余地，江浪起伏很小，江面上漂浮着一股水雾，水雾蔓延到两岸的堤坝和码头上，在更大的背景瑞安城区（隔江相望是飞云镇）飘飞，像是飞云江的一种情绪在释放。一艘渡船静静地停泊在飞云渡口，上船的乘客不到10个，他们等待着后来的乘客和渡船的鸣笛与出发。我想是时间尚早，这趟渡船如同城市里的早班公交，才显得冷清。

　　北岸的飞云渡位于瑞安城区最繁华的南门外的江边。在唐朝史料中，就出现了飞云渡之名。在宋朝，渡口附近设有飞云寨，是温瑞塘河南端起点。元代渡口摆渡业兴起，江程六七公里，江宽流急，民间小船常有沉没。据史料记载，元延祐六年（1319年）出现了一起翻船事故，死亡人数较多，温州郡守赵荣祭江后督造10只渡船，分布两岸，南北对开，减少了翻船事故的发生。

　　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飞云渡改为官渡，此时，飞云渡已为地方带来商贸繁荣，米行、布行、钱庄、海鲜行、咸货行、南北货、竹木行、饭店、客栈等一应俱全。后来由于倭寇扰乱、战争迭起，飞云渡停止官渡。清朝康熙十六年（1677年），有民众为飞云渡捐助，开始义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贡生吴之翰见飞云渡时有发生轻船重载，敲诈勒索，创办了义渡改良会，制订规章，革除弊端，重振义渡。民国四年（1915年），瑞安乡贤、商人项湘藻创办的通济轮船公司购置汽轮，用于飞云江横渡，汽轮用煤炭生火、蒸汽推动，代替了人力划桨的舢板，速度快，安全好，深受旅客欢迎；该公司还开辟了飞云江南岸至平阳的内河汽轮航线，将温、瑞、平三地连成一片。

　　江雾已经散尽，阳光明媚起来，我接到了瑞安文友、地方史专家苏尔胜的电话，他说经过多天努力，已经为我安排了采访对象，都是飞云渡的老员工。我喜不自禁，前往他指定的地点。

　　林水梁原是瑞安轮船公司客轮驾驶员。他说：“1947年我18岁，到一个资本家的船队里当水手。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为温州轮船公司驾驶员，驾驶一艘木质拖驳船，接一两只客驳，往返于飞云渡和平阳坑；40多公里水路，往返一趟7个小时。每只客驳设50余座位，有驾驶员、售票员、烧煤工、水手。在飞云渡做驾驶员，需要高超的技术，为节省时间，拖轮不靠岸，接近码头时，我估算好距离，一声令下，水手们将连接客驳的缆绳解开，客驳随着惯性向码头靠拢，岸边的水手手持竹篙，将客驳接到岸边，而拖轮则转个弯，接上新的客驳立即行驶。开夜船还要考验驾驶员的眼力和经验，那时两岸没有多少灯火，更没有现在的探照灯，我只能凭眼力和经验进出码头。”由于币制不统一，乘客过渡买船票很有意思，有的拿清朝铜钱买票，有的用民国铜币买票，还有进城卖鸡蛋的农民直接用鸡蛋买票，一只鸡蛋2分钱，船票也正好2分钱。售票员收到鸡蛋，搁到抽屉里，然后自己掏钱给乘客买票，收到的鸡蛋要是数量较多，就转卖给单位食堂。

　　1978年，一艘400客位150马力的钢制渡轮替代拖驳船，投入渡运。1985年，飞云渡3艘客轮对开，每5分钟一渡。1986年，飞云渡拥有钢制渡轮6艘，码头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建筑面积480平方米，是瑞安港区最大的客运码头。上世纪八十年代，飞云渡南门一带餐饮店林立，其中“文成拉面”就有近10家，加上小商品市场、棚下水产品市场、布料市场，飞云渡附近成为瑞安的商业中心。“那些年，飞云渡从早到晚全是人，浩浩荡荡，熙熙攘攘，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林水梁老人动情地说。

　　瑞安轮船公司原副书记南庆标说：“我是1971年进公司的，飞云渡已经开始繁忙，客流量很大。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高峰，日渡旅客3至4万人，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30倍，每班渡船人挤人，像筷子笼，船沿上也站着人，虽然危险，但那时许多人都经历过江海的惊涛骇浪，也就无所谓。”

　　“竹签代票”是飞云渡的一大特色，最早使用是在光绪年间，当时采用“竹签代票”，是考虑到从南岸乘坐渡船进城贩卖农产品或购物的农民，他们肩挑背扛手提，江风又大，用纸票不好拿，还有海浪和下雨，纸票容易淋湿破损。竹签长20厘米，宽2.5厘米，顶端削尖，涂上红油漆，下端涂上绿油漆，并用火印烙上船运公司名称，以防伪造。旅客买了票后进入入口时把竹签往小箩筐里一扔，就可以上船。售签处、收签处每天整理对账，再一百条一捆扎好，以备第二天好用。这“竹签代票”一用就是一百年。

　　飞云江大桥管理所退休职工季良富，原为飞云车渡负责人，他抽丝剥茧的记忆都是关于车渡：飞云车渡始建于1955年，日均渡运汽车20辆。1964年，木趸船改换为钢质趸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车渡按汽车收费，一些乘客打起小算盘，挤进车渡，自行车、人力拉车也凑热闹，使得原本就十分拥挤的车渡不堪重负，交通秩序十分混乱。拖轮马力和趸船多次增加，渡运汽车量也在飞速上升，每天24小时工作，还是无法缓解汽车过渡压力，候渡汽车排起长龙，从渡口一直到东门，甚至排到国道线上，排20多个小时才能上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驾驶员说“走遍天下路，最怕飞云渡”。1984年10月，瓯江大桥通车后，飞云车渡日均待渡车辆骤增到八九百辆，而车渡的最高日渡量是2500辆左右。1989年1月6日，飞云江大桥正式通车，飞云车渡完成了历史使命，水运行业逐年萎缩。

　　600多年来，飞云渡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最终走向衰落，但它终究是瑞安海港和飞云江交通史上最重要的章节。

　　港口的繁荣促使瑞安成为富庶之地

　　古时，瑞安港有着辽阔的海湾，海面浩瀚无际，是观赏浪潮、静听涛声的地方，也是制造战船、操练水师的港口。瑞安港历史绵长，在秦汉时就开始了航运，三国时成为东吴的造船基地。年深月久，瑞安港不断发展，到了唐宋时期，沿岸出现港埠和集镇，竹木、粮食、柑橘、茶叶等货物通过瑞安港远销外地，并接纳外国商船进港贸易。瑞安成了温州南部水陆交通枢纽中心。

　　由于海水渐渐后退，陆地渐露海面，瑞安港口不断外移并愈加成熟。到了元朝，瑞安港处在飞云江和温（温州）瑞（瑞安）、瑞（瑞安）平（平阳）塘河的交汇点，集河口港、海港于一体，朝廷在瑞安港东山埠设置巡检司，在离飞云江口不远的凤凰岛开辟外港埠，一时商船云集，百货交流，贸易兴盛。有志书记载，在元朝，日本、高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船只进瑞安港避风、进行商贸活动，国外商人、传教士、旅行家陆续来到瑞安。延祐五年（1318年）十一月，有日本商船前来贩卖金珠、白布，停泊在瑞安飞云渡，受到官府的热情接待。外国商人还以贡使的名义，带来马匹、骆驼、狮子、钻石、地毯、葡萄干等，带去瓷器、漆器、桐油、丝绸、药材等。繁荣的商贸业，使古瑞安城成为富庶之地，大小商行、货栈不计其数。

　　之后的数百年里，世事浮沉，瑞安港的商贸也随之时衰时兴。

　　我拜访了曾在瑞安航管所工作多年的陈育森老人。据他介绍，新中国成立后，瑞安的水运和港口再获新生，继续延续以前以航运为主、渔业为辅的功能，修复、扩建和改造了许多老码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对外贸易和能源、原材料运输迅猛增长，政府更是加大了对瑞安港的建设，迎来了港口发展的高潮。

　　陈育森说：“我在航管所工作正是计划经济时期，当了11年所长，所里约40名员工，有运输管理、安全监督、工程建设和航证检查等4个股，行使航政、运政、港政、船检、航道管理监督和规费稽征等职能。”瑞安港当时与许多著名港口有通航，北至温州港48海里、宁波港225海里、上海港326海里，南至沙埕港52海里、基隆港129海里、福州港162海里。当时运输的东西各种各样，堆积如山，港口附近建了许多仓库。比如瑞安的百好乳品厂，创建有“白日擒雕”炼乳名牌，当时生产出口“熊猫”牌甜炼乳，产品都要通过管理所开单运输，运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我来到了东山渔港码头附近的浙江香海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主要从事海洋水产食品加工的企业，公司副总经理李新祥接待了我。据他介绍，该公司1998年创办时，员工20多人，股东都是东山一带的鱼贩，他们对海洋水产很了解，常常在飞云江河口的渔港码头转悠，把看中意的货色买过来，分成各个类别，经过粗加工，存放在冷库里，到海鲜淡季时，拉到市场上出售，从中赚取不菲的差价。当时东山一带有40多家水产加工企业，小冰库小加工的“香海”，其规模算是最小的。

　　李新祥说：“水产加工公司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段，瑞安的渔港、码头大都集中在飞云江东山沿线、江滨大道一带。这里聚集了大量捕捞、渔业、制冰、水产加工以及相关企业，还有海鲜干品、鲜品销售市场，从捕捞、加工，到销售，有极度成熟的产业链，一条龙，它们水乳交融、唇齿相依，这些企业都离不开飞云江，一旦离开就会面临诸多问题。”

　　然而到了本世纪最初几年，瑞安港的海鲜产量锐减，市场萎缩，渔货纷纷提价。原来全国各地来瑞安港进行贸易的渔船，也转道到舟山去，因为舟山的海洋经济在飞速发展；再加上长达三个半月的禁渔期，使得瑞安的水产加工企业货源不足，陷入困局。

　　李新祥说：“别人在休闲，我们就研发休闲健康的海洋产品。2010年我们研发了烤虾，2015年我们研发了黄鱼酥，另外还有脆虾、鱼豆腐、鳕鱼肠等。这些产品推出后都供不应求。”

　　和香海公司一样，瑞安的一批海洋水产企业或相关行业，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商海变幻中，在创新创业铸辉煌的市场经济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精彩而华丽的转身。（曹凌云 文/摄）